第四，我们要在长远的规划、投资方面，注重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现在是新兴的、上升的重要经济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一员，在这方面不是跟着走，而是应该走在前面，引领发展。

　　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积极的、艰难的，但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记者：11月26日，我国公布了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等具体目标。您怎么看这个行动目标？

　　潘家华：我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在确定这一行动目标的过程中参加了一些讨论。这个目标，我认为是积极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可能陷入困境、僵局的情况下，把这个自主行动的目标拿出来，是非常真诚的。我们知道，“巴厘路线图”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基础，但“巴厘路线图”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量化的减排承诺。在发达国家减排承诺不够或者没有作出承诺的情况下，中国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建设性的。

　　但是，实现这个指标是艰难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有些偏高。我们能够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但“十一五”的目标不可能复制到“十二五”。关停效果好、成本低的小火电、小炼钢、小水泥，基本上在2010年前就关停完了，同样幅度的节能减排，下一步做起来显然更困难。“十三五”的节能减排幅度必然要低，因为节能减排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我们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人口数量增加，生活品质将进一步提高，要想节能减排、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谈何容易，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对中国自身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也有助于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

　　记者：国际社会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您刚才也提到新的投资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产力，请展开谈谈。

　　潘家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把碳排放作为一个指标，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体现。高能效、高碳生产力，就是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全世界减碳已经是势在必行，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必须要有战略眼光。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投资中不考虑碳排放的因素，将来很多产品就进入不了国际市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将被淘汰！现在发达国家的很多产品已经有碳标识、碳标签了，我们再不考虑这个问题，将来的产品就出不了国门。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没有竞争力了。 (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