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讲，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努力是认同的、赞赏的。

　　产业结构具有刚性和惯性。随着经济复苏，要警惕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弹　　　　

　　记者：调结构对节能减排意义重大。今年我国GDP“保八”没有问题，在保增长的同时，调结构这个目标完成得怎么样？

　　潘家华：对中国来讲，受发展阶段的限制，调结构实际上是很难的。为什么难？一是结构的刚性，二是结构的惯性。

　　结构的刚性说的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消费品，因而，工业所占的比重必然高。不高的话怎么办？我们钢材、水泥到美国去买？美国钢材年产量才1.1亿吨，我们一年就消耗5亿吨。我们不可能依靠中国以外的一个世界工厂来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巨量的原材料产品。所以我们喊了这么多年调结构，就是调不下来，这是刚性所在，不是想调就调的。我们调，只能是微调，不能大调。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第二个就是结构的惯性。因为调结构需要时间，只能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寄望于调结构立竿见影。关键是要提高能效，改变消费模式，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这样我们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对世界的承诺，才能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警惕国际金融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弹。

　　潘家华：金融危机来临的情况下，能源需求改变，打击最大的是高耗能的企业、高耗能的产业，这就使得节能减排的压力大大降低。没有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可能很困难。

　　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1998年—2002年能源消费是负增长，1999年降幅高达9.3%。危机过后能源消费迅速大幅反弹，2001年增长9.4%，2002年增长14.8%，增长迅猛。现在金融危机应该是已经探底，经济开始恢复了，投资会增加，生产会满负荷，居民收入会增加，消费也会扩大，能源消费的增长是必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保证新型工业化中节能减排型的经济恢复，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能够“保八”就大上硬上。金融危机冲击，使高耗能的产业、产品萎缩了一些，现在我们绝不能让那些高耗能、被淘汰的东西再冒出来了，要把产品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果固化下来，不要反弹回去。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新的投资中，一定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产力的，单位碳的产出越高越好。

　　第三，消费方面要倡导节能减碳型的生活方式。经济危机中，中国“保八”是成功的，老百姓兜里的钱估计不会下降，还会增长，兜里有钱后，消费模式绝对不能像美国那样高消费，如果我们走向美国的消费模式，将来会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