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强调中国不应承诺“总量减排”目标，称减排行动已经赢得国际赞赏

　　中国政府最终宣布，至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自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此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2020年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后，国内外对“大幅度”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一直没有停止猜测，而40%-45%已达到此前各方揣测的峰值。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则将携这一数据与中国政府的诚意，出席12月7日召开的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按照“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将制定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即使美中两个大国选择同一天公布其承诺减排目标，但由于各方利益诉求存巨大差异，哥本哈根谈判能否逃脱破裂厄运最终达成协议，却依然扑朔迷离。

　　对华影响

　　金融危机后能耗面临反弹

　　昨日，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潘家华向记者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减排目标的担忧，他认为，中国承诺总量减排可能造成GDP负增长。

　　GDP增1%带动能耗0.8%

　　潘家华说，首先中国在总量减排上绝对不会做出让步，因为这对经济影响太大。根据测算，目前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消耗就要增长0.8到1个百分点。即使调整产业结构使用清洁能源之后，这一数据也不会低于0.5%。所以，如果在总量上控制的话，那么中国的GDP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这是不能承受的。他坦言这样的态度可能会使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上面临压力，但他也强调，这几年中国非常明确地进行节能减排行动，依然赢得了很多赞赏。

　　对于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40%-45%这一减排强度，潘家华认为，除了总量减排，强度减排毫无疑问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中具体的函数一时还难以计算。这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很严峻的考验，虽然中央已经提出了“调结构”的目标，但是经济结构有一个刚性与惯性，彻底调整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局部调整，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降耗靠金融危机“帮忙”

　　长期研究环境经济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昨晚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她认为，40%—45%的降耗目标难度相当大，对于中国工业来说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陈迎说，4万亿投资下去后，建设了一批基础项目、设施，现在很多在建的项目还没运行起来，都是未来的能耗大户。她认为，等到金融危机过去能耗肯定会起来，甚至不排除再出现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能耗一度上翘。“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也投资了一批基建，经过几年运行起来后，导致2000年到2005年的能耗特别高。”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此前也曾指出，今年上半年的工业节能降耗成绩不错是靠金融危机“帮忙”才取得的，而下半年随着工业形势好转起来，能耗立即就上去了。

　　峰会前景

　　两大集团减排分歧难弥合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潘家华向记者表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与会各方应该会达成一个框架性协定，至于框架的具体内容则依赖于各方的博弈和互动，其中对于长远目标会有一个定性的描述。

　　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约16%

　　在具体减排目标上，目前两大谈判集团，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的诉求上存在巨大差异。按照“巴厘岛路线图”，发达国家到2020年至少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至40%，如果按今年6月在德国波恩拟定的更高标准，到2020年发达国家则应减排40%-45%，从目前看来这存有很大难度。

　　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幅度超过40%，但是发达国家目前做出的承诺大都在25%以下。他介绍说，在已经公布了中期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中，只有挪威、瑞士等国达到了25%-40%的范围，欧盟的30%算是比较高的，但也是条件承诺，澳大利亚提出的只有5%，日本的25%同样是条件承诺。综合目前已经提出确切数据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大概为16%。

　　他向记者预测，最终的哥本哈根的协议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认可16%上下这一数据，第二是放弃本次达成共识，在今后的谈判中再加以明确。

　　每年“消灾”需千亿欧元

　　对于中国的使命，潘家华认为，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承诺的力度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两个方面能否让步，只有发达国家明确表示为深度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开展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才会具体。之前欧盟已经明确，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资金，但是欧盟没有提出到底承担多少，美国也始终没有提出一个数字来供讨论。总之，哥本哈根最终能走到哪里，依赖于各方的互动，这目前依然是个谜。 本报记者 李静睿 鲍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