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白领晓观

　　薪水单涨幅太少了

　　本报记者　侯露露

　　见到晓观，是一个工作日下午，他正和朋友在重庆南滨路的露天茶座喝茶。

　　26岁的晓观供职于重庆一家国际著名的金融公司，与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眼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去年9月雷曼破产，没多久就听说公司把原本已定好的员工薪水单重新做了。”公司每年10月会给员工发一份薪水单，列出当年员工的薪水以及下一年将拿到的薪水。“薪水单发下来一看，涨幅少了，按惯例我下一年的薪水应该是每月6000多元，但实际只有5000多元。”

　　薪水少了些，晓观并没太在意。真正让晓观感到危机的严重性，是在去年底，晓观所在的公司开始要求员工休无薪假，晓观的假期是15天，被平均分配到2009年的每个节日。同样开始执行的还有低薪长假制，员工可自行选择休1年到1个月不等，每月薪水为正常薪水的20%。

　　假期多了，是因为工作少了。晓观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两部分，一是给上市公司做常规年审，二是在公司上市过程中提供帮助，“以前两类业务量大概各占一半，近两年后者的业务量明显下降，而前者涉及的许多企业会因年景不好而要求降低年审费。”

　　今年10月，晓观收到了年度薪水单，“非常吃惊。”按惯例在公司工作第三年的员工如考核合格，月薪将升至1万元，但晓观的薪水单上只有8000多元。“大家都很沮丧，毕竟4位数和5位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尽管如此，晓观说他依然会留在公司努力干。晓观感觉一切在逐渐好转，“以后这样在工作日出来晒太阳的机会肯定少多了，但愿明年的薪水单涨幅不会像今年这样让人难接受。” 　

　　-沈阳工程学院老师田旭

　　希望工资改革更到位

　　本报记者　刘文波

　　“宝宝，慢点走，别着急。”35岁的田旭一边说一边赶紧伸手去扶蹒跚学步的孩子。

　　“累嘛，那是应该的。关键现在养个孩子，费用高着呢，自从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家长们都买进口奶粉，我家也不例外。一罐100多元，孩子一周就喝完了，还得添加各种辅食，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田旭说。

　　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东北，但身为沈阳工程学院技术经济系副教授的田旭，由于工作在事业单位，收入不高，但依然稳定。她每月收入平均在3000元左右，丈夫在市政规划设计单位工作，收入比她稍高一些。

　　“收入少，支出也就简单了”，田旭掰着指头算起账：衣食住行占总支出的90%左右。家住8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商品房，贷款买的，还要月供还贷2000元。

　　前些日子公婆在这儿帮着看小孩，70岁的老人了，照料日渐调皮好动的小孩有些吃力，可有什么办法呢？保姆不好请，就算请到了，每月要多支出大概1000元呢。田旭在读辽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家里家外连轴转，这一年忙得不可开交。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应急啊！”

　　对收入分配，田旭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应通过二次分配以多补少，千方百计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

　　“中央和地方开展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还没改到我们单位呢。”田旭期待着下一步的工资改革能合理调整工资结构，体现工作的强度、难度和知识技术的含量与价值，“希望工资能体现一线员工价值，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线员工承担的。”

　　-昆明企业主肖静

　　盼给经营者减点负担

　　本报记者　徐元锋

　　“普洱茶正处在回暖期，又遇上金融危机，市场调整时间会更长些。”坐在自家店里呷一口茶水，肖静淡定地说，虽然收入不稳，危机加重了经营困难，但也是一个优胜劣汰过程，“让我面对市场经营消费时更理性。”

　　肖静名片上印的是“云南茶马王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现有七八个人，作为大益公司经销商，分别在昆明两家茶城拥有两个铺面。2003年从昆钢内退后，她和亲友组建公司进入普洱茶市场，2004年销售额还不到20万元。今年她开店的总费用都过50万元了。

　　“这几年总体讲，经营成本更高了，而收入却很不固定。从成本上说：铺面租金从3万多元一年涨到7万元；给每个员工多花3000多元买养老、医疗保险；员工工资也从七八百元涨到一两千元。从收入上讲：2006年起，普洱茶经历炒作风潮，30公斤一件的茶叶被拉高到1.2万元左右，从2007年4月起又一路降到3000多元，现在恢复到六七千元。”

　　肖静说自己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公司，但公司账目是独立的。家庭开支基本固定：孩子已毕业在自家公司工作；家里养两部车每年花两三万；今年4月买下的一处房产要月供5000元；其他柴米油盐的花销若干。以前老羡慕人家开大排量的车，如今觉得还是经济实用的最好。

　　谈起收入分配政策，肖静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劳动者的保障要求不断提高，“以前一些人对员工的保险能拖就拖，现在要交了，”这是好事；但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困难时国家政策就要多拉一把，“比如加大对劳动者社保的投入力度，以及降低经营负担。解决就业的大问题终究还要靠千千万万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