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雷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赵晓雷 1955年5月生于上海。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经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荣誉。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大量的省(市)部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运行及城市经济规划。

　　21世纪初，特别是2005年以后，由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演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社会观念、传统文化、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收入差距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用“大众化情绪”批判“精英意识”的社会心态。而这种社会心态在经济思想界的表现，就是对经济学及经济学者进行缺乏学科框架约束的质疑和批判，而且这种批评主要来自学界。这就引发了一个思考：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应如何界定？经济学研究及批评究竟是“学科泛化”，还是应有一定的“分析框架约束”？

　　经济学何以被泛化

　　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学科泛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则缺乏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

　　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社会需求增大，经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学科，即所谓的“显学”。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政策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由于社会需求增加，大学的财经类专业成为热门专业，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都设置了财经类院系和专业。

　　然而，在对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的膨胀中，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界定、学科规范却处于相当程度的迷乱中。中国的经济思想原本就缺乏实证思维的传统，加之学科分界不清晰、理论训练不正规，致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系统将“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混同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讲法。因为，人文学科不属于“科学”(science)，它是一种以“人学”为旨趣的“价值体系”，其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即非“规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价值命题”。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属于“科学”范畴，是一种以“物学”为旨趣的“知识体系”，其思维方式是实证的，研究的是“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根据科学思维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应致力于趋向价值中性，摆脱“价值负荷”，以符合实证性和可证伪性。

　　根据科学方法论，科学是人的一种有条件的认知过程。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理、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而经济学，正是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

　　但是，若进一步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学科泛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则缺乏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于是，似乎谁高兴了都可以在经济学领域驰骋一番，各行各业都可以就一些热点经济问题甚至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经济问题(例如利率、汇率、资本市场、国际贸易等)作出自己的“经济分析”，并开展漫无边际的争论、研究和论述。但基本上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经济学也因此被“泛化”得五颜六色，显得散漫和杂乱。

　　经济学需要框架约束

　　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论题。对此论题，有从和谐社会角度讨论的，有从居住权利角度讨论的，有从贫富角度讨论的，更有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讨论的；有的论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产市场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为己任；有的“房地产经济专家”甚至用相当诗意盎然的语言描述房地产价格“像一匹脱了缰的骏马”……尤其是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各方论者更是兴趣所致，连篇累牍地发表“空对空”的分析文章。

　　其实，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对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论训练要求。如果是作经济学分析，还需要有具备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虽然，“人的居住问题”不单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从多种学科角度讨论。但若是具体到房地产市场本身，则基本上是一个经济论题，要求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

　　面对所有人群几乎是无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随后，当价格被市场发现、决定之后，在价格面前，不论哪一个阶层，有无级别，是否名流，统统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只要价格不被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导的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上确实可能有缺陷，但市场机制终究还是比任何其他机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就会激励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会经济也会因此发展。

　　当然，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了。所以，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基本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职能问题。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场手段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如美国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美”等房地产金融机构。可见，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学科框架约束，那就只能是一种“辩术”或文字游戏，与科学无关，与应用亦无关。

　　然而，时值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仍未确定这样一种学术规范或者学术思维，人们的分析、讨论、批评基本上没有学科框架上的约束。但是，在经济学框架中，市场就是市场，它天生没有特殊阶层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调控”为特殊阶层利益服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市场。同理，在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学会先假设收入和财富积累都是合法的，随后再在此前提下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如果说收入和财富积累是由非正当行为获致的，这就超出了经济学框架，已不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及其投票机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在2009年4月召开的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前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应“创造出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替代美元”的建议。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有国家的投票权加在一起也没有美国一国的多，因为美国的股份最大。发展中国家若要增加投票权，先要增加股权。这就是经济学的资本权利机制，它与道义无关。

　　经济学的框架约束是很严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会大大下降。除非出现类似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上的进步。人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人的行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学只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学框架中，人的经济行为基本可以处理成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即价格比较。如果横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会行为规范来指责经济学的功利性，甚至指责经济学“不讲道德”，那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此外，经济学之所以比较有活力、有科学性，是因为它非常注重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汲取方法论养料。正因为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能没有一种“专业基本素质”的训练和“科学共同体”在话语系统、概念系统方面的约定。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