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表示，未来全球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繁、发展低碳经济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本轮经济增长的成本提高。预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在明年的退出速度比今年加快，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提出挑战，也对我国汇率政策保持合理均衡导向提出挑战。这就使得我们的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数量政策和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政策的调控难度增加。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宏观调控最复杂的局面还未到来。”刘世锦认为，明年宏观调控目标可采取经济增长与物价的“双稳”方针：将物价努力控制在3%以内，经济增长率则保持8%-9%较为合适，超过这一区间则可能导致经济过热。

　　在这一目标之下，货币政策何时选择退出？央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他提示，我国政策的退出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首先，我国的贷款进入了企业，而国外注资主要进入了市场；其次，国外货币政策更多依靠价格引导，我国更多的是依靠数量调控；再次，对我国经济是否各方面都已向好还需谨慎判断。

　　相比讨论各项刺激经济政策何时退出，“调结构、促改革”被学者们更多提及。

　　李扬认为，未来还需要依赖投资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首要任务是要调整投资结构。他表示，调整投资结构，需明确要“以创造就业为投资第一要务”。今年以来实施的投资计划大多投向“铁公鸡”项目——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拉动就业的效果很小。

　　他还强调，要调整融资结构。如果用银行支持投资的话，只能形成投资主体负债的增加，为未来的危机埋下潜在的危险。必须改变这样的结构，所有支持直接融资发展的措施都应支持，所有创新、所有能够使得债务性资金转化为股权性资金的措施都应该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融资结构和投资结构相吻合。

　　李扬表示，目前调控措施出现了新的向好的变化，即通过微观调控、监管、体制调整解决问题，而不靠宏观措施解决。例如“对银行的放贷约束，从原来的控制规模转到现在的利用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来调控”。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认为，宏观调控应考虑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垄断行业的投资市场，并尽可能开放进口市场。对于开放带来的监管层面的冲击，马宇认为，只有先开放，才能后提高监管能力。

　　财税政策方面，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当前各项改革面临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窗口，应该不失时机地尽快推出资源税费上调方案，并在房地产市场合理推出物业税。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建议，较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延续已经出台的促进消费政策，继续实施对“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节能产品惠民政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经济型轿车、居民购买首套住房的税收优惠；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对有的城市迟迟不能完成当年保障性住房财政投入的情况，要从当地其它投资项目审批方面予以限制；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范剑平还建议，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企业，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力度，适当加大民间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在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竞争，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应从房地产等竞争领域逐步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