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压力有赖于改革

　　对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实行一年，有关“退出政策”和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的担心，刘迎秋认为，“有点过早，不应该过于超前地造成心理恐慌和政策调整预期”。

　　在他看来，目前物价并没有正增长，即使明年上半年物价上涨3%，也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低的时候，政策应以宽松偏中性转移，而不是宽松向紧缩转移。即使物价增长达到3%到6%之间，也还是应选择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不应该紧缩。

　　“总体来说，政策的取向不要有大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不变，是非常正确的”，刘迎秋认为。

　　杨瑞龙则建议在货币政策的结构上进行一些调整，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来看，对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货币政策上还是有待努力的”。他强调，“货币政策既要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要能够对未来的通胀有足够的警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围绕控制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行业垄断限制竞争和活力、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严重差距、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端竞争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深层次体制问题，需要抓紧研究分析解决之道。

　　对于一揽子刺激计划应该怎么发展，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什么，刘迎秋表示，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应当继续进行。“有人认为政府的投入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应该撤出了”，刘迎秋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需求还存在着不足。而物价负增长里面投资品的价格也在下降，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下降，这说明生产的需求也有不足，不仅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的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也存在着不足。”

　　而要解决需求的问题，刘迎秋建议从五方面着力：

　　第一是4万亿投资里面作结构调整。由原来的着力于投资“铁公基”这样的基础领域，即着力于长远发展的基本建设，转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改造，以及产业转型所需的一些资金的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投入。

　　第二个由原来重点扶持大企业转向扶植中小企业。扶持的方式不是直接投资给企业搞生产，而是采用杠杆的方式。比如建立技术改造基金，中小企业如果进行技术改造，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方式也可作进一步调整。财政不是把钱直接给企业，而是给银行。企业如想向银行贷款以进行技术改造或者产品更新，贷款的利息财政进行补贴。

　　第三就是财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针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补贴。目前来看，这方面的补贴机制有待完善。

　　第四，加大对带有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应用型教育的财力支持。

　　第五，面向未来的发展要着力发展更多的服务业，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资金支持。

　　杨瑞龙也赞同“在保持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条件下，考虑投资方向的变化，加强对那些未来极有增长率的一些产业，比如服务业、高新技术等的投资”。

　　“年初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现在应该在保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调结构”，杨瑞龙指出，“对产能过剩问题要有足够重视，不能大量的投资投到产能过剩的产业当中，为下一阶段的结构调整增加成本。”

　　对于投资的主体，杨瑞龙认为，从现在来看，民营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增长率还不是太高，下一步要努力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启动这些民间投资。

　　在杨瑞龙看来，当前经济问题中关键的环节无论促内需还是调结构都依赖于改革，“促内需的关键还是要有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要考虑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这些都能促进消费需求；调结构的问题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改革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朱佳木在采访中也强调：内需起不来，还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问题，应该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金，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