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到1986年出生的杨海波时，他正在成都锦江区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主。在回到成都找工作之前，他近两年一直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技术检查员，每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包吃包住。“深圳的工资水平和成都的差不多，离家又特别远，回家一次很不方便，所以我就从深圳回来了。”他说。

　　在成都市的长寿路上，多家餐饮服务、社区管理用人单位都长期挂出招工告示，上面大都给出了“基本工资＋奖金＋社保”的承诺。不管是总结东部企业用人教训，还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用工经验，西部地区用人单位在用工上越来越追求长期效益。

　　去年春节期间的农民工返乡潮，曾让西部地区大费了一番周折，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些农民工就近就业和参加技术培训。去年底，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就多次组织县就业局、建设局、农业局、扶贫开发办和一些技术学校，采取集中培训与送课下乡相结合的办法，对3000多名缺乏技能的返乡农民工进行木工、砖工、电焊工等专业技术培训。后又根据返乡农民工的从业特点、行业分布、劳动技能等状况，以“自愿、对口、就近”的原则，将1万多名具有相当技能的返乡农民工安置到城乡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中就业。

　　目前，该县在建的简家坝小学、小河职业中学、南威水泥厂、县城污水处理厂、县妇幼保健院、县文化中心及各乡镇公路、水利、公益设施等280多个灾后重建工程共接纳返乡农民工8100余名。“地方政府不希望已经就业的农民工再次南下、东去务工；已经在家乡就业的农民工也不希望改变现状。”南江县劳动部门一位干部对记者直言。

　　一个群体开始觉醒　一种力量开始形成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轻视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

　　他们见多识广保持了对农村的巨大影响，他们吃苦勤奋成就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从工作上讲，他们又是工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招商引资，并在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热。在激烈的竞争中，农民工权益保障往往成了资方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牺牲品。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金在本地投资，有的甚至暗许资方可以不给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买保险、办社保，对其为前来务工人员准备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是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不可否认，盘活民间大量流资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忽视劳动者权益的经济增长是不道德的。

　　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几年前曾经做过一个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四川农民工每年因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造成的损失，占到当年农民工收入的10%，平均每位农民工每年要损失几百元。

　　近年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主要是打工以贴补家用了，这些新一代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但与之不对称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对于我国来说，劳动力总量上不会出现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将不断降低，并最终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而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其实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缺失导致的，而缺乏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就业是一种不正常的就业。(侯大伟、许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