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博士毕业的朱民自己求职成功，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一任5年。 1995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中投董事长)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去美国访问，与老朋友朱民会面并言谈甚欢。

    朱民当场就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拜托两位老友代为转达。两个现实的因素是：其一，一个人在国外，终归处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其二，国内老友的发展都不错，说明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朱民很快获得了回应。鉴于他有着丰富的国际间银行工作经验，中行就成为他回国后的落脚处。1996年，朱民返回祖国前给留学生同学和朋友写了一封公开信，陈述自己归国的理由。尽管由于年月太久，老同事曹远征虽然已经记不清那封信的原文，但看过那封信的曹远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感人，很爱国。”

    归国后的朱民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1216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一次，朱民的主要搭档正是自己的老朋友曹远征。1998年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曹远征也来到了中行工作。在中银香港路演过程中，朱民为发包方，曹远征为承包方，共同度过了一段至今仍令曹远征唏嘘不已的日子。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行以前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非常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 其中，一些银行的名头非常响亮，如集友银行(陈嘉庚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华侨银行。

    如果不把如此复杂的股权关系全部理清，根本无法发行上市。 与后来工行和建行上市路演不同的是，中银香港由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牵扯多国的法律法规——曹远征将这些细节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朱民、曹远征和很多同事一道，一头扎进这些细节中，仅仅最后成文的文件就有20多吨。压力大的时候，两个人三天三夜未曾合眼。 “20多吨的文件，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你都要过目，并且不能出错，你能想象吗？”曹远征说。 不过，朱民也因此熟悉了不同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这也为朱民获选IMF副总裁候选人加重了砝码。

    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香港几近万人空巷，引发港股狂潮。中银香港上市成功之后，朱民升任中行行长助理。 2003年12月31日，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次日，朱民和曹远征再度搭档，开始将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游戏重演一遍。曹远征回忆说：“西方是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做一些不良资产剥离、重组的工作，我们5年前就完成了。”这无疑在2009年的遴选工作上又为朱民加了分。

    2006年，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他在多个场合，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演讲，反复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极力主张“去杠杆化”。他在代表中国政府主张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熟悉。 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称，派驻IMF的第一道关是英语，这就卡掉了很多业务很厉害的后备干部；第二道关是经验，而在这方面，无论是国有五大商业银行，还是央行内部，没有人比朱民经验更为丰富。 （本刊记者 杨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