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博弈 既然代表“中国官方”，朱民的任职，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 博弈的焦点，在IMF自身的改革上。 13个月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时，IMF作为各国央行的联组机构，却未能及时有效地发出预警信息，令各国怨声载道。一个疑问遂被提出：IMF代表了谁？ 在这个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资比例为57：43，美国位居首位，日本其次，中国的投票权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3.66%，今年4月伦敦G20峰会达成注资共识之后，中国注资400亿美元，投票权微升至3.72%。 没有人否认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至关重要的稳定性角色，但中国乃至金砖四国的投票权比例之低也众所周知，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进入IMF的高级管理层。

     “你可以把IMF理解为一个股份公司，中国是股东，但在管理层却没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知道，单一的股东，和在管理层里有代表的股东是完全不一样的。管理层里有了人，等于在政策的制订、决策、执行过程中，你会了如指掌，这与现在派驻华盛顿的执行董事完全是两个级别”。 前述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透露，提出加入IMF高级管理团队早已是中国决策层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只是，通过何种路径入局，却非一朝一夕之功。 实际上，在中国金融业内部，不乏海归高级人才(朱民就是其中之一)，也不乏对金融危机有深刻认识的人士，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和应对策略，最终获得了中央最高层的首肯。

    中国的银行家们几乎一致认为，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明显缺陷。一方面，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要求美国的国际贸易一定要有逆差，否则各国无法获得美元。问题是，美国贸易出现逆差，必然造成美元不稳定，总体趋贬。 美元泛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采取浮动汇率，令各国在国际贸易上更为困难——必须要考虑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发端于国际贸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其杠杆越伸越长，时至今日，金融衍生工具已经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全世界虚拟经济达681万亿美元，数十倍于实体经济，泡沫被捅破只是时间问题。 基于此，针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对策于今年春天成型。最理想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从源头上杜绝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悄然挂出链接：《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署名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文章的观点简单而鲜明：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目前可以考虑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此时，距离G20伦敦峰会的召开，只剩下一个星期的工夫。 次日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元依然“非常强势”，没必要进行新的货币体制改革。 在他表态之前的当天上午，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表态时说了实话，他本人对来自中国的提议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美股和美元应声下跌，下午，盖特纳又急忙改口，口径变得与美国总统一致。 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全部同意来自中国的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亦予以支持。 问题是，世界大同为时尚早，超主权货币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