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城镇居民储蓄增幅差异不大

　　从农村分层次居民户储蓄增长情况看，其储蓄增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呈现逐步提高，这与大家日常的感觉完全一致。但城镇居民分层次居民户储蓄增长情况却呈现不同的格局，即不同层次居民户的储蓄增幅差异并不大，甚至高收入户的储蓄增幅是最低的。2003-2008年，城镇居民平均储蓄增幅为19.57%，分收入水平增幅分别为：低收入户22.61%、中低收入户20.31%、中等收入户20.25%、中高收入户20.60%、高收入户18.64%。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非消费性支出增幅大大高于消费性支出增幅，而非消费性支出主要包括购房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即由于近些年购房成本大大上升，非高收入户受此影响相应缩减了消费支出。

　　启动消费需转换经济增长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激活消费、扩大内需，让消费成为比投资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应该针对消费现状及背后蕴涵的结构特征，分短期和中长期制定针对性政策。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30年来高增长提供了强力保障，然而，中国的高储蓄率为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却没能为这种快速扩张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思路，历来具有压低消费，进行强制国民储蓄来实现实物资产积累的倾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基础工业、重工业和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支撑储蓄率不断上升以及储蓄结构失衡的自加强机制。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与其说是高储蓄催生了高投资和高增长，不如说高投资增长模式需要高储蓄来维持。这就是说，储蓄率逐步提升，是经济增长模式裹挟下的被动选择。因此，要想改变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势在必行。

　　2、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性财政支出

　　在当前阶段，由于文化和习惯因素所导致的高储蓄率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改革国内的体制才是降低储蓄率的根本出路。如果要降低储蓄率，就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居民所面临的各类收入风险。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相当于用政府的消费替代了家庭储蓄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储蓄，扩大居民消费。

　　以完善社会保障与促进农村消费为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对刺激消费潜力巨大。根据《数字商业时代》、《中国经营报》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共同发起的调查结果,如果政府为农民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人们没有了治病与养老的后顾之忧，36%的农民愿意增加5000元以内的消费支出，54%的农民愿意增加2000元以内的消费支出。而国家统计局曾进行过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以调查结果为基础，以每户家庭四口人计算，假设平均每户家庭愿意增加3000元的消费支出，则每个人增长750元消费支出，全国7.2亿农村人口将增加5400亿消费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将带来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可见，农村人口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3、改变发展理念，真正回归“民本经济”

　　8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8月22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指出，在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后，我国的福利政策的补课任务非常重，未来3年将是我国福利制度的突变期，要建立起与中等发展水平较为适应的福利体系建设，加总起来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两则新闻中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强调，显示出了政府在财富分配改革上的强烈动向。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弥补民生欠账，加快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体系问题，其实都源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保障和增进人民的幸福。这不仅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更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的价值指向和根本目标问题。这样，就需要在观念以及政策上做出调整，淡化GDP增速及相关指标(如工业生产、当地经济实物方面的变化等)在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性，将就业和环保作为比GDP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标准。通过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费用来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价格补贴。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部门的再分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