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要20年

　　实际上，从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作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经广泛为人关注，被认为迟早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和创始人之一，奥利弗·威廉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名至实归。

　　对另一位获奖的女经济学家不是很了解。不过，她既然也是因为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奖，充分说明了制度经济学在此次评委心中的分量。

　　制度经济学学者在此次诺奖评选中脱颖而出，说明了社会对这一经济学科的充分认可，虽然也有研究金融、环境经济学甚至行为经济学的学者被看作获选热门，但是相较来说，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决定经济的根本走向。

　　西方的经济学是在市场已经成型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开始时西方经济学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所以当时“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关注，人们想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市场经济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计划经济手段却被认为对缓解危机有效，于是“新制度经济学”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占多数？茅于轼表示，做学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财力，二是要思想自由。这两个条件美国都充分具备，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多出在美国。

　　与之相较，中国虽然现在有了些财力，但是思想方面还欠缺创新性，所以获得诺奖“至少还要20年。”茅于轼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中国的经济学者缺少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

　　利于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要想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先要从教育抓起，改革原来的应试教育，从模仿式改变为创造式，舍弃灌输式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教育也百花齐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让世界更加认可我们的经济学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黄桂田重点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点评。

　　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影响下，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加强了政府管制，但管制的本身也带来了低效，即“管制失灵”。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这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开始对管制进行改革，此次获奖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姆·威廉森所从事的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公共事业的规制等政策性的研究，对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国，随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体制转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中国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在其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林毅夫、周其仁、刘伟、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此次将诺奖颁给这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她)们在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及政府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响的成果，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