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

　　李观成那时的贫困绝非异数。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举国上下都一致努力，希望在单一的公有制内，寻求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可是，到了1978年人们发现，中国仍然整体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在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2.3%。

　　最具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196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决策高层也开始有意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发展经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明确，要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次年，国务院允许有限制地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央开始把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提出“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1980年，李观成的三哥李定波，终于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家乡瑞安。在那个就业岗位稀缺的年代，李定波找不到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李氏兄弟打算重操祖业。

　　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地方做糕点的朋友合伙，又找到了一个做糕点的老师傅，李氏兄弟就这样又开始了糕点生意。李观成并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拿出来参与合伙，所以只负责把糕点弄出去卖掉。工作之余，李观成在西山脚下的李家老店旁边弄堂口吆喝生意，也主动往城关各个副食品商店送糕点。

　　“李大同”再次上市的消息不胫而走，李家糕点又开始在瑞安市场上慢慢站稳脚跟。

　　市场的大门一旦露出缝隙，涓涓细流就会汇聚成大海之势，合力冲击原来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就形成了这样令政府不安的气势。1982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整肃：“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温州成为重点打击区域。当年，温州乐清的八个个体工商大户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是为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1984年，时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为“八大王”高调平反：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中央精神。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年，敏锐的人们纷纷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

　　李观成的糕点生意也同此凉热。1984年，李观成把糕点卖到了温州市，在温州市区设立了好几个销售点，位于温州闹市区的五味和副食品商店甚至为其特辟专橱。李家糕点销售量直线上升，甚至可以达到每日一千包以上的业绩。

　　李观成们铆足了劲儿要凭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提倡消费”也开始盛行，好几家党报都发表文章批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种衣服要穿九年的传统观念。

　　然而，一直到1987年，李观成们的致富努力，才第一次得到中央层面的正式认可。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一年后，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得以在《宪法》中体现，并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市场的大门越来越敞开，李观成1989年从建筑公司提前退休，开始独立经营糕点生意。次年1月，国家商标局批准李大同(老五房)茶食品店使用环球标志“李大同”牌注册商标。

　　那时，1988年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儿子李敬斌，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这让曾因家道中落而中断学业的李观成甚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