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为何当了“冤大头”？

　　今年的国航东航半年报显示，套期保值业务开始盈利，但是这个盈利不过是抵补了2008年一部分惊人的亏损，而这个充满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合同还在执行中，我们不知道，合同里的定时炸弹何时又会突然引爆。到底是什么样的诱惑，让这些大国企甘愿充当这样的冤大头呢？

　　由于各方签订的保密协议，记者很难看到一份原始金融衍生的合同，但是在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记者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合同范本。一个合同有五份相关协议。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本大辞典，其中复杂的计算公式和艰深的行业术语，更是显得深奥。而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唐金龙告诉记者，这只是形式和内容最为简单的一种范本。

　　中银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唐金龙：“这个法律文书内容是非常繁复的，他不是说实际的一种交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其实就是法律文书的交易，这一点法律文书量非常之大，即使是你专业人员，可能某一个字句的不同，可能都产生不同的后果。”

　　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唐金龙曾经参与过央企与外资投行的合同签订的法律顾问，令他吃惊的是，这么一个金额巨大，层面复杂的合同，有的企业参与合同制定的核心人员，竟然就只有公司财务部门的人员。

　　唐金龙：“这个在一些央企，他们把金融衍生品这种交易，作为一个财务问题来考虑，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财务人员一拍脑袋就把这个，这笔交易就做了，这样显然，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很轻率的一种事情，对国际市场原材的价格，包括这个形势等等，它应该有一个董事会来掌握，掌控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有的央企会对这么重要的合同表现得如此轻率？为了进一步了解其内在原因，记者找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黄明博士，在中航油新加坡对赌航油亏损40多亿人民币后，他作为资产重组的衍生品专家顾问，了解了其中大量细节，而在中信泰富事件处理中，黄明也受国资委聘请，参与了其中的专业咨询。

　　黄明：“就是我觉得西方的投行和我们的部分央企，在亚洲的复杂衍生产品市场上的所作所为，让我非常震惊，我只能这么说了，我们的央企的有些表现也让我非常失望。”

　　记者：“什么样的行为会让您感到震惊呢？”

　　黄明：“西方投行在美国现在根本不敢做的事，在亚洲可以肆无忌惮。”

　　记者：“那央企又是什么样的表现让你失望呢？”

　　黄明：“无知，但是非常鲁莽的去赌。”

　　黄明告诉记者，在事发后他进入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国企签订的金融衍生品合同，简直就是一份对赌协议，而合同的拟定和执行，远比披露出来的情况复杂，绕到最后，总是我们的国企当上冤大头。

　　黄明：“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投行在与中国企业在做衍生产品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常有攻击性，非常动脑子，利用了我们的体制里面的很多缺陷甚至，对我们的公关的力度非常大，在这个方面它诱惑、误导我们的企业，做了很多不该做的衍生产品。”

　　记者：“你刚才讲到他的公关力度，比如说什么样的公关力度？”

　　黄明：“在我们现在国企的这种体制下，免不了个别的国企或者个别的这些经理人，有一些寻租行为，而衍生产品它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和我们国企体制内的这些寻租行为恰好一拍即合，这一点呢也是我非常担忧的。再强调一点，我并不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即使有个别这种现象存在，也足够让我们纳税人担忧了。”

　　而同样在金融衍生产品领域，深入研究了多年的常清教授，也明确批评了行内的存在的一些不正当交易。

　　记者：“如果西方投行要找这一个推销产品的人员，什么样的人是他们看来最合适的？”

　　常清：“他一定得找能够卖合同的人，单找什么呢？高干子弟，上过什么哈佛耶鲁，然后穿着名牌西装拿高工资，那是花钱如流水回来了，人一看这可信他挣这么多钱，你想他这些钱从哪来？不都从这个合同，卖合同当中来嘛，一部分央企由于有人有人脉关系，有面子什么，糊里糊涂就做了，做了出了问题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