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民到齐名华西村吴仁宝的“中国功勋村官”，57岁的吴恩福打拼了35年。他见证了七宝镇九星村迈向“中国市场第一村”的每一步。在这块面积仅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500多个千万富翁。

　　更重要的是，农民——这个共和国史上贡献巨大却又饱经沧桑的人群，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做勿煞”，但还是很穷

　　吴恩福的人生起点，不是农民。

　　1966年，他考入七宝中学。当时恰逢“文革”，加之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他只能回家务农。1974年起，二十岁出头的吴恩福先后担任九星大队民兵副连长、七一公社团委委员、九星八队生产队长。从此，吴恩福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年轻那会儿，吴恩福有一个外号——“做勿煞”。在上海话里，这是“干活干得再累再苦，也不在乎”的意思。大队里搞粮棉高产试验，吴恩福自告奋勇组建青年试验田组，种植了11亩棉花，亩产皮棉达213斤。当时平均亩产很难超100斤。此后，他又带队开挖横新港河道，不仅提前完成本大队任务，还为兄弟大队义务开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盛行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吴恩福想，在农村，一年干到头，种地只能“填饱肚皮”。全家四五个劳动力扑在田地上，即使把田“绣出花”来，也还是很穷。

　　为什么不能搞“副业”？他鼓励乡亲在种地之余干点儿其他活，如办工厂、拿项目，“当时只能做不能说。 ”吴恩福说，这使他管理的117户家庭、400多人口和384亩田地，年终分配水平居全大队首位。

　　跑业务，三毛学生意

　　1985年，农民吴恩福成了工业大队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子过河。九星村引进国营企业联营厂发展郊区经济，是个强力风向标。但这对一直种田的吴恩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挑战。为了对得起父老乡亲，吴恩福开始三毛学生意，出去跑业务。

　　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10万元支票到村里买走一批电线电缆。吴恩福发现支票有问题，就叫财务到对方在浦东的开户银行去查账，结果吓了一跳：对方账面上只有1000元钱。吴恩福打听到骗子准备乘火车离开，就提前赶到截住了他。骗子撂下这么句话：这个农民真精。

　　在那个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年代，吴恩福争取到了许多人拿不下来的项目和资金。但和当时上海其他地区的开放、发展速度比，吴恩福和他的九星村乡亲们，还是穷。村里的经济实力位居七宝镇倒数第2名。老年村民曾23个月拿不到退休金，部分村民两年半报销不了该报的医疗费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九星村被征收征用3100亩地，尚剩非农用地(包括村庄、河道在内的区域面积)1600亩。平均每个村民不足3分地。

　　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种砖头”，首赚1500万

　　1994年，是吴恩福和九星村的拐点。

　　干过十年生产队长、十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再次临危受命，“掌舵”九星村。这一年，村欠债1780万，村里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负债率高达84.8%。投资620万元建造的电线电缆厂，年终账面利润只有2万元，仓库里成品堆积如山，呆滞资金500多万，均为应收销货款以及库存产品，无利润可言。

　　吴恩福决定破釜沉舟。目标是：外三产、内工业。 1995年，在外围借助城郊结合部的交通优势，兴办第三产业；在村内，搞一些小工业。一时间，九星村有了“三场一路”：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虹莘路商业一条街。一年半时间，村里赚了1500万。这让九星村完成了原始积累。

　　这时，从村民变为村官的吴恩福摸到一点 “门道”——通过创造市场氛围，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吴恩福把这个叫做“种砖头”。而在过去20多年里，他和他的乡亲们只会种粮食。

　　这时，他手里还有非农建设用地1307亩。如何“种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