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大大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报酬。目前，在一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在多种分配要素中，与资本收益相比，劳动报酬低的问题日益突出。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中国劳动力特别是普通劳动力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而中国的资本又长期以来处于短缺态势。这就为企业压低劳动力报酬提供了很大空间。据了解，中国企业职工的工资一般仅占到运营成本10%以内。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又由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劳动力报酬谈判机制，就更加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要从国家的角度，认真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压缩行政开支，打击腐败、杜绝浪费、实行严格的资金监督，尽可能地加大城乡居民收入的份额，在税收制度上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许，人们并不知晓，被戏谑地称为“城民工”(与“农民工”相对)的城市一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也仅为正常劳动价值的75%以下。如果按照去年GDP总额30万亿元计算，把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即拿出3万亿元人民币来返回公众，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将会有多么大的改善，也就自不待言了。

　　第五，要进行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目前，已成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仅为正常劳动价值的一半。让这些在城市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直接转化成城市居民，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势必得到更多保护，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会迅速提高。同时，农民人口的减少也会间接地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由国家财政出资，努力实现医疗教育社保的有差别的城乡全覆盖，这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虽然属于间接途径，但因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环节。如果有人对这些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中国公众因有医疗养老的后顾之忧引发的消费率大降，就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了。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5.4%，比22年前的1985年居民消费率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发达国家更是低了30个百分点。

　　仅仅从以上这些有点大而化之的改革列项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改变与调整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一项多么庞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从技术层面讲，这项系统工程既有白手起家的制度建立与健全，又有扬弃陈规的拆分与厘清。从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讲，这项攻坚性的改革必将触及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由此也会激起某种消极性抵制甚至对抗性怠工。无论是垄断性利益集团还是国企企业家，无论是可以执掌国有企业命脉的某些党政机构，还是处在劳资纠纷激烈之中的民营企业家；无论是集中了巨大财力也集中了分配权力的财政部门，还是因劳动技术含量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农民工，都会在这项改革中用各种平和或激烈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的明规则潜规则在这种利益的博弈中显现，无数的明交易暗交易在权衡比较中运行。应该说，这场收入分配上的改革不会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所唤醒的公民权利意识会比任何一种改革都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通，因而也将决定中国今后数十年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