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温州民间资本主要分成了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从实业到实业，比如从制鞋、制革、打火机、电器等，要么把工厂搬到西部继续生产，要么向上游产业链延伸；另一股力量是集资款转化为“投机资金”，到处炒煤、炒房等。

　　不管是哪一种资本，其在投融资过程中如果回报需求被过分放大，甚至掺进投机，就不可避免含有“灰色”成分。

　　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矿产投资并不是产业转型的最差选择，因而大量的温商资本积聚于此。但矿业风险的确很大，既要承受价格波动风险，也要承受政策调控风险，还有“潜规则”风险。矿产投资中，官商勾结的现象比较严重。

　　据了解，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资本，比如与村镇合作开矿的，较大一部分既不是股权，又不是债权，一旦煤矿被兼并或重组，其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戴志敏说，“灰色”投资很容易血本无归。

　　而对于“投机资金”来说，其风险程度就大得惊人。

　　比如，温州“太太炒房团”所掌握的资金，并非只有几个老板太太的钱，还有凑分子来的钱，她们的资金模式同样是“金字塔”式的。有的甚至是从银行贷款或借高利贷而来的，一旦被套牢，有些家庭就会倾家荡产。

　　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处有关人士说，中央电视台记者来采访山西煤矿兼并重组之事，他们想邀请一些浙江煤老板来诉诉苦，但没有一个愿意来。

　　“谁敢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吴族春律师说，这种“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一旦说煤矿企业不行了，温州老家要闹翻天。所以，他们会私下里想办法解决问题，决不会把“危机”公之于众。

　　作为浙江投融资领域的专家，戴志敏教授认为，温州商人的投融资策略、水平以及驾驭能力，或许通过市场风险的磨砺有较好的提升。不过，对于民间资本“灰色”风险的控制，政府有关部门是可以加以引导的。

　　温州资本的转型之惑

　　其实，“鞋王”王跃进到广西投资贺州矿业，踏准了商品期货牛市的节奏，并早了一年进入。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规模化生产，错过了时机。

　　“王跃进的失败，是温州资本投资制造业困境的一个缩影！”杨轶清认为，这种困境还不仅仅是温州商人所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