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价格垄断别让百姓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反价格垄断规定》禁止行业协会通过各种方式固定或者变更价格，为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提供便利条件等。

　　事实上，在方便面集体涨价之前的多起价格案件中，都能看到行业协会起的作用。比如1998年，中国农机协会农用运输车分会召集有关企业提出“行业自律价”，并向社会承诺自当年7月24日起执行三轮农用运输车市场销售最低限价，强制农用车生产企业执行。由于《价格法》中没有针对行业协会的条款，当时只是以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据悉，2008年通胀的背景下，各省市查处几十起价格垄断案件，都与行业协会有关，涉及洗浴、洗车、理发、餐饮、车辆修理等多个行业。“由于《反垄断法》实施时间尚短，很多人对这部法律还不太熟悉，一些违法行为明目张胆。随着法律的实施，很多违法行为可能转入地下，变得越来越隐蔽。”戴冠来说。让王晓晔欣慰的是，“反价格垄断规定”对“行政垄断”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和详细的规制。包括不得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规定歧视性价格等。

　　不仅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也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实施各类价格垄断行为。常见的情况是，在地方政府拥有定价权的领域，对外地商品定高价，对本地商品定低价，以保护本地商品的竞争力。

　　“现实中，单纯的经济垄断相对较少，实际多数垄断价格行为背后都有行政权力的影子。”王晓晔说。《反垄断法》立法过程中，她是将行政垄断写入法律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很多人反对，认为《反垄断法》应将目标集中在经济垄断，而不应包括行政垄断。反对人士认为，行政垄断本质上是由转轨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过渡性造成的，只有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解决。

　　王晓晔对此并不认同。“法律的功能不仅是维护现状，还需担负起推动体制转型的责任。如果不对行政垄断作出限制性规定，怎么能判定其违法，怎么能推动体制改革？”

　　她希望，反行政垄断的相关条款能得到进一步细化，提高可操作性，在操作中日积月累，最后推动和加速体制改革。“立法对体制转型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

　　不过，王晓晔表示，相对于立法，她更关注的是执法。《反垄断法》自去年8月1日施行，到现在一起案件都未处理。今年5月初，国家发改委开始介入调查中航信涉嫌操纵机票涨价案，迄今尚未有结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即便调查困难，是否可以向公众通报一下调查的进展？”她说。

　　王晓晔表示，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无异于一纸空文。“公众对《反垄断法》的实施期望特别高，希望各执法部门切实负起责任，有所作为，别让老百姓失望。”她说。 (记者 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