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钢铁业有如007电影，接连上演大戏，令人瞠目结舌。就在中国钢协与国际矿业三巨头围绕铁矿石降价展开激烈攻防时，先是力拓驻上海办事处爆出“间谍门”事件，接着又传出国内多家钢铁企业和铁矿石贸易商高层涉嫌卷入丑闻。7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证实，澳大利亚铁矿巨头力拓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等4名员工涉嫌为境外窃取国家机密被中国国安部门依法拘留。沸沸扬扬的“力拓门”不仅让公众见识了缺乏道德的跨国公司窃取机密的路径和手段，也让每一位中国人对国家经济机密保护和经济安全陷入深思。

　　中国“内鬼”为外企提供谈判底牌

　　7月9日，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已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带走”了4天。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记者了解到，自从中国钢铁业开始参与到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以来，每一年谈判的结果公布，都引来阵阵质疑。“原来是中国钢铁企业出了内鬼，提供情报给竞争对手。”山东张店钢铁厂一位内部人士这样对记者发出感慨。这并不是力拓瓦解中国参加铁矿石谈判根基的唯一路径，他们除了通过中国钢厂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外，力拓在中国的“耳目”非常之多。

　　这同样发生在另一铁矿石巨头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身上。早在2006年5月16日，淡水河谷与德国钢厂蒂森克虏伯公司达成上涨19%的“首发价”。一周以后，淡水河谷要求中国的钢厂在5月31日之前接受“首发价”，否则将把原定销往中国的铁矿石转卖至其他国家。这让中方最后被迫接受了“首发价”。“在这些因素中，最核心的应是通过中国钢铁企业套取情报，得到了中国钢铁业的底牌，那还怎么跟别人谈判呢？”山东张店钢铁厂一位内部人士愤愤地说。

　　行贿五花八门 受贿安然享受

　　7月12日下午，北京兰格钢铁信息机构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在北京奥运期间，中国的宝钢、马钢等钢铁、有色金属企业的高层先后出现在必和必拓的“奥运观光团”中。他们白天邀请观看奥运比赛，晚上被安排下榻每间每天上千元的酒店，在酒店的酒吧或者公司预定的场所交流，还专门请来演唱“猫”和“mamamia”歌剧的著名女歌手来献唱……山东钢铁业一内部人士也透露，济钢此前一做矿石的高层到力拓中国区任职，成为该公司中国区高管。而另外两大矿山公司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也从中国钢铁行业和政府部门，高薪“挖”走一些与政府官员熟悉、对中国钢铁非常熟稔的专家。这些人为力拓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向中国钢铁企业人员套取国家情报，提供了人脉基础。

　　记者了解到，从2003年起，力拓瓦解中国钢铁企业谈判的基础就逐渐建立起来。这一年，宝钢集团开始参与到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中国因素就开始令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欣喜。他们知道中国是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是，中国作为全球铁矿石巨大的买家，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没有任何话语权。

　　自从1981年铁矿石谈判机制形成以来的28年时间里，2002年以前的时间都是平静的，一年一度的谈判价格都没有大的波动。自从中国加入这个游戏规则，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就琢磨如何从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获得更高的价格。

　　修复我国钢铁业软肋刻不容缓

　　根据铁矿石谈判规则，谈判格局是三对三，即供方——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对需方——宝钢集团、新日铁和欧洲钢厂，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离岸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铁矿石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此结果。正是由于中国钢铁企业过于分散，宝钢集团每年参加谈判，都会有一些钢铁企业私下与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进行接触。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全球钢铁业对铁矿石需求格局的改变，影响到了力拓公司的战略。因为中国企业分散，力拓找到了瓦解中国这个看似庞大的阵营的突破口。

　　“力拓间谍案实际上是政府的计划力量与中国钢厂的市场力量的博弈”，中国有直接进口铁矿石资质的利益集团已让监管层无法容忍，三大矿山之所以能在谈判中处处占先的原因，正是能从大型钢厂组成的编外谋士团获得关键信息。

　　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超1亿吨，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钢国。随着产量放大，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也节节攀升。由于国内铁矿石的产量和质量无法跟上，中国从2001年开始大量进口铁矿石。这一年，巴西淡水河谷通过收购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业公司，力拓收购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坐上第二把交椅。

　　2003年起，中国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但成为全球铁矿石最大需求国之后的中国，却从未获得在铁矿石交易中的“定价权”，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需求方谈判代表，多年来“屡败屡战”，业内对其诟病诸多。今年，中钢协取代宝钢成为谈判代表，原以为能“携需求以令供方”的中钢协很快发现，自己的任何一个谈判底线居然都在供方掌控之下，这一消息很快传递给了中国官方。

　　原来三大矿山巨头纷纷启用精通中国文化的中国钢铁界从业人士，力拓就是走得最快的一个。力拓的中国公司不仅拥有大量的中国籍钢铁业从业人员，并且这些人员会“责任到位”，每个人负责与一个或几个钢厂的“单线联系”，与钢厂走得很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会有相应支出打理这些关系，让这些钢厂高层在获得企业利益的同时有其它收获。

　　此外三大矿山巨头如力拓还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法，不仅对原来的大钢厂巩固关系，更是对中小钢厂主动示好，表示可以给予长单待遇。

　　7月6日，力拓“间谍门”事件曝出，“这仅仅是开始，国家正以看得见的手对铁矿石谈判环境进行整肃。”业内人士说。

　　经济秘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14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王海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国家有关部门掌握的证据看，力拓案涉及的主要是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当然也不排除商业秘密罪和商业贿赂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其中既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科技、安全，也包括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也在保护范围之中。

　　“虽然整体上而言，国家秘密的范围相对比较宽泛，但经济情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之重要不言而喻，加大打击力度也在情理之中。”王海桥说。

　　中国从2003年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之后，作为全球最大需方，不仅从未获得铁矿石交易的定价权，而且在谈判中屡屡“败北”，屈服于对方的高额要价。这其中有多大的损失无法统计，但最近6年，钢铁企业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1倍多！“事实上，哪些是国家秘密，哪些是商业秘密，牵扯其中的人应该很清楚。”王海桥说道：“对于国家秘密来说，有着严格的定密程序，除了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会同中央有关机关规定的国家秘密外，各单位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也应当按照程序确定密级，采取保密措施。对于商业秘密而言，企业也通常会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与涉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在劳动合同中签订竞业禁止等约束性条款。”

　　刺探国家秘密罪最高判死刑

　　如果胡士泰等人构成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根据刑法第111条规定，将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面临的将是死刑。王海桥分析，若其中还有商业贿赂行为，将根据刑法的牵连犯理论，追究的仍是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

　　而国内提供情报的钢铁从业人员除了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外，可能面临的是商业贿赂罪等数罪并罚。作为国内反商业贿赂第一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7月15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跨国公司通常有两个渠道获取商业情报，或者高薪‘挖角’，或者通过贿赂的手段套取情报。即使企业谈判中不涉及国家秘密，也可能涉及商业秘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商业贿赂。”我国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上相对谨慎，打击范围比别的国家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贿赂可以是任何不正当好处，而根据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我国商业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的特殊服务并未涵盖其中。“但从近年来曝光的案件看，像免费旅游、看比赛看表演等变相的行贿都应该在打击范围内。”程宝库说。

　　治理经济机密泄露成重要课题

　　铁矿石是事关钢铁工业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命脉的原材料，有着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中国铁矿石价格谈判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个别人占了便宜，损失的是钢铁行业整体乃至国家和全体民众的利益，一些缺乏道德的公司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力拓窃密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如何避免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机密泄密，正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7月10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采访时就此讲过两个事例，令人异常震撼。一是我国资源公司在作出国际投资项目决策后，谈判代表到国外与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一是一些事关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了国际竞争对手的案头。无疑，如此情报泄密对我国企业将是致命打击，那么即使从情报交易中获取了蝇头小利，也是损万挂一。江涌说：“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活动，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内有些公司的发展规划刚刚做出，就已经摆在国外竞争对手的案头。”“力拓案不是孤立的个例，”江涌还说，“随着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商业间谍案已经进入高发期，是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时候了”。

　　就“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蒋昌健接受采访时也说，应当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到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应该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江涌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