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收入结构，才能解决消费不足

　　面对全球经济调整，我们要加紧从体制上解决消费基金过少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由于金融危机、金融结构的调整，储蓄率可能会上升，消费需求可能有所下降。过了危机期，长期来看，它的储蓄率能提高两个百分点就不错了。但毕竟2个百分点的变化，也意味着我国消费品出口的很大变化，对我们的市场也是个大的冲击。而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解决我们的最重要的结构失调，即我们的消费率太低，储蓄率太高的问题，GDP当中51%是储蓄，35%是居民消费，这是不可持续的、极度扭曲的结构。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从体制到政策，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方面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进一步把资金流量的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我们储蓄率高，消费率低，不是因为居民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居民储蓄率过去10年、15年，一直是27%到30%左右，消费率70%左右，是相当稳定的。我国国民储蓄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而这后面的问题显然是收入结构的问题，储蓄那么高是因为企业未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是根本的问题。我当然不否定如果我们的社保等等一些方面有所改变的话，居民储蓄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是根本要改变大的收入结构失调，这是制度问题，不是号召或刺激消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财税体制问题，是如何使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未分配收入，转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天天说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搞什么产品下乡，调动农民的需求。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多少？农民的消费率已经是最高的了，钱都花了还不够呢，因为他们收入太低。

　　当然，有些问题不是制度的因素，而是与发展阶段有关。劳动的收入被压得比较低，绝大部分收入的增长都成了企业的资本回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绝大多数转变成企业的收入增长，工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也是这些年企业收入大大提高的原因。怎么能够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考虑进去，也是下一阶段我们应对全球化可能出现的一些调整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它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对我们来讲，也是新的挑战。(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