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投资中国比投资其它国家更感兴趣，我特别对私人股权感兴趣，中国总的前景很好，许多实业里面会发生很多兼并，而资本市场能赚大钱的机会就是来自兼并和资产重组。我个人不是美国投资人的代表，但我认为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价值遭到严重低估。”

　　著名国际投资家、量子基金主席索罗斯昨天在杭州江南会与50多位浙商对话时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复苏，但因全球经济复苏存有不确定性，全球牛市仍未到来，故他不会大量投资股市及固定资产。79岁的索罗斯上午刚从上海到杭州，一脸疲倦，耳朵还要依靠助听器，但并不影响他思维的敏捷、判断的一针见血。

　　与格林斯潘的两次聚餐

　　索罗斯的开场白，几乎是一个近乎专业的课程解析，同声翻译翻得磕磕绊绊，我反复听到一个词“反身性” (reflexivity)，这是20多年前索罗斯就提出的“反身性理论”，这个理论，在投资领域被他用得如鱼得水，却一直不被哲学和经济学界所接受，直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

　　这个概念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投机。

　　索罗斯反复暗示人们，赚钱更多程度上是投机之道。因为按照他的理论，人们对于经济事件的频繁验证，会推动这一事件朝着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这个理论和近十年来盛行的自由市场理论相悖。

　　昨天，索罗斯谈起了他与推崇自由市场理论的格林斯潘(前美联储主席)的两顿聚餐，聚餐的主题，正与自由市场和金融危机有关。

　　“2008年6月和11月，我和格林斯潘吃了两次饭。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他认为金融创新对社会有好处，可以提高效率，有时偶尔干预一下，代价会比较低。我反对他这个观点，但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合理的，我反对是因为付出代价的不是得到好处的人，我认为不公平。然而，到了去年11月份碰面的时候，金融风暴已经扩大，他接受了我的观点，虽然他口头上不说，但心底他承认他犯了错误。”

　　索罗斯将这次危机视为“反身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说明：市场并未反映客观真相，市场参与者相信房价总是会上涨，这些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最终，“超级泡沫”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2007年的信贷危机、2008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等。

　　在索罗斯看来，泡沫、价格的推高，是市场的错误造成的，大家都误解、并坚持了这个误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而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尤其是他们对“金融市场会自我纠正”这一假设，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索罗斯和盖茨、巴菲特的不同

　　昨天中午，自称“坏孩子”、人称“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出现在杭州“江南会”会所吃饭。饭后，因为老头要小睡片刻，原定2点半开始的对话要延迟，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的开场白就开说了一刻钟救场：

　　“纯粹是一个私人朋友的交流。”他反复强调，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很多人对索罗斯的印象停留在“金融大鳄”层面，其实索罗斯是个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老先生，“社会工作者，才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他第一个告诉我的。”

　　马云说，第一次认识索罗斯，是在8年前的达沃斯论坛上，那个冬天的围炉晚餐，讨论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感。

　　第一个发言的，是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行长穆罕默德·尤努斯，第二个就是索罗斯。

　　“他跳起来说，企业的第一社会责任感就是赚钱，第二就是交税，第三就是对员工好；一家不能赚钱的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的负担。”马云当场被震撼，并随之开始了交往，“慢慢就发现，他是个非常善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人。”

　　说得兴起，马云比较起了自己认识的几位“大腕”：“我很幸运，认识了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索罗斯这些人，他们教会我换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就好像我住过了五星级宾馆，回头就能分辨出，哪些是三星级宾馆。”

　　马云抖料，比尔·盖茨的特点，是能从一团乱麻中迅速抓住关键点，尽管比尔本人的演讲毫无逻辑可言；沃伦·巴菲特的思路非常清晰，逻辑思维特别强。

　　和以上两位不同的是，“尽管是个投资家，但是索罗斯对数字不敏感，我们对话时他很少提到数字。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与一般人截然不同；今年3月，我去美国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发现他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金融有独到的理解；而他也有意和中国的企业家聊聊，这就是他今天到这里的原因。”(记者 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