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但由于相关细则至今仍未出台，民营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部分行业准入壁垒的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全国工商联早在2007年发布的《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民企三大境况仍然令人担忧：一是“国进民退”现象显著；二是民企外资化现象加剧；三是行业准入门槛依然高筑。

　　地方政府也在“惯性”地推动“国进民退”。国企、特别是中央直属国企，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独享的政策资源、便捷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终由财政兜底的“不坏之身”，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宠儿”。

　　民营东星航空破产就是一例。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由于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债务，今年初申请破产。而湖北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曾就共同打造武汉航空枢纽签署框架协议。湖北省政府曾力促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但遭东星航空老总兰世立拒绝后，武汉市政府随即向交通部申请东星航空停航。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但同时也是此次“国进民退”表现最为突出的行业，面临着几乎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72%的股权；去年12月停航的奥凯虽然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的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重构中国经济

　　“国进民退”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格局。

　　目前，国有企业垄断了国内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以及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

　　根据国资委的规划，国有企业的优势还将继续扩大，并最终要维持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基础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同时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尽管国有企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40%下降到29.5%，但是，由于国家通过行政组合，剥离坏资产、注入国家外汇储备基金和经济资源、上市发债等有效措施，对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国有大企业实行政策性倾斜，资产和现金流充裕，发展优势明显。而在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这种核心垄断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将会通过产业链而数倍放大和扩散。

　　民营企业尽管产值庞大，但大都处于产业链下游，受国有企业节制。不仅如此，在1998年国企改革中确定退出的竞争性领域中，现在也被国有企业收复失地。

　　2004年，A股上市房企基本为民营，到2006年，A股市值最大的10家房企中，只剩下一家为民营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中，具有国资渊源的企业占到了60%左右。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一个充斥着国有企业的中国市场，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未来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可能进一步扭曲，效率更低。

　　国有经济占用资源虽多，但效率依然低下。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只是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

　　4月20日，国航、南航、东航、海航、深航五大航空公司同时宣布机票上调10%。国进民退后，五大航空公司联合涨价的事实，也预示了钢铁、汽车等其他经济领域“国有化”可能的后果之一。

　　国进民退还将威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在2008年12月，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季刊报告中称，30年来，中国保持了高经济增长和较低贫困水平的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对所有权和私人企业鼓励和发展。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转换了经济增长模式，从鼓励私营企业转向了政府投资主导。

　　这份报告称，这一模式的转变，将有损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并举例称，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数字下降了1亿5000万。而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绝大多数年份都能保持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政府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贫困人口数字却仅仅下降了6000万。

　　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与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尽快停止这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