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企业冒然参与复杂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国际投行转嫁风险的对象，最后造成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亏损。实际上，吃下这些金融鸦片的，不仅有国字头的大企业。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报道过，一些香港投行机构在内地推销一种叫KODA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少国内民营企业家把几十年的心血都赔得一干二净。风险和收益明显不对等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为什么会成为这些人的投资选择？

　　赖建平第一次接触KODA这种金融衍生产品，是通过妻子的校友张宁，这位在香港荷兰银行担任私人银行投资顾问的朋友，在2007年6月专程跑到北京，向赖建平夫妇介绍她所在的荷兰银行私人银行。

　　荷兰银行(香港)私人银行客户赖建平：“我们当时就吃完饭以后，当场在饭桌上不到五分钟，就签了一百多页的一个全英文的文件。”

　　作为律师，赖建平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户文件，只要帐户里没有打入资金，也就不存在什么风险。再加上对朋友的信任，赖建平并没有了解这些英文文件到底是什么内容，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赖建平：“她打着的名片是荷兰银行私人银行的董事你明白吧，那董事，按我们的理解董事是公司的高管，不是一般人，既然你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又是荷兰银行的高管，你还是我们的朋友的朋友，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不信任你呢？我还怎么可能去跟你，我说要求把一百多页的英文文件翻成中文，我请律师来给我出法律意见书。”

　　签署开户文件之后不久，赖建平就把资金打到了这个帐户上，对金融衍生产品完全不懂的赖建平，把自己财富增值的希望完全交给了这个香港荷兰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

　　赖建平：“因为我们既然是信任，是顾问，我们就言听计从，她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叫我们买哪个产品我们就买哪个产品，就开始一直做。”

　　黄伟业曾经是郝婷在花旗银行的客户经理，两人还算比较熟悉，后来黄伟业跳槽到星展银行之后，就不断打电话给郝婷，希望郝婷成为香港星展银行私人银行的客户。

　　星展银行(香港)私人银行客户郝婷：“他当时给我讲就是说，他们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国有银行，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法制的国家之一，我说我的钱转到你这边的话，你每年综合收益率你能给我多少？他说，高的话30%—50%，最保守的估计15%—20%。”

　　后来黄伟业专程从香港飞到北京，来见郝婷，并在会面的时候，让郝婷签署了在香港星展银行开户的英文文件。回到香港后，黄伟业为郝婷重新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且在香港星展银行开设了帐户，专门用来投资KODA产品。至今这些文件还保存在郝婷的Email信箱里。

　　郝婷：“这全是英文，一个汉字都没有，如果有就是郝婷两个签字是中文，这个公司的所有文件，没有跟他当面签的，全部是他Email过来以后，他给我指示，你在第几页的那个地方签字，这个Email都有，我给他签完以后，把这一页传真给他。”

　　根本不懂英文的郝婷，出于对星展银行和黄伟业的信任，就在文件上一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这些文件，星展银行开始为郝婷购买这种叫KODA的金融衍生产品。

　　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当他们拿着什么哈佛的学位，西服革履的，然后代表着银行，打着是总经理的名片，整个团队来跟你，特别职业化的跟你谈他们的投资产品，尤其是针对你们这种高端人士投资产品的时候，你很容易相信他们，因此当他们拿出这些一百页的合同，你不懂的合同，要签的时候，这种盲目的信任就导致你签了这种合同。”

　　黄明博士在长江商学院的学生，有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因为投资KODA产品而损失惨重，而他们当初到香港投资，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那些银行销售人员在介绍金融衍生产品时，往往描述这种产品如何能够赚钱，但是却不告诉投资者背后的巨大风险。

　　黄明：“当这一类的产品的风险极其不对称，当你赚的时候，你就赚了一点，但是你亏的时候，底基本上没底了，而这种风险极其不对称的风险，往往西方银行或者投行没有向这些投资者完全披露，但是银行告诉投资者这些风险的时候，我敢相信大多数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做这个合约的，我认为很多银行不是所有银行，很多银行，没有完全披露这个亏损的风险。”

　　黄明博士认为，有些银行推销员不仅不给投资者提示风险，甚至还背着银行在客户的开户文件上做假。这是赖建平当时的开户文件，我们看到除了赖建平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中国字。但是这份开户文件上却显示，他们提供了中文资料。

　　赖建平：“因为她当时都贴好小标签在哪个签字处，我们只是签了一套空白东西，她既不给我们解释，也不给我们商量，问我们应该怎么填内容，所以她把这套东西拿回去以后，她擅自在所有的地方按照她的需要给我们填内容，还有更恶劣的是，你看看，这个有个所谓的风险披露声明，风险披露声明好几十页全是英文的，结果你看它怎么说的，它说这个按照客户选择的语言文字也就是中文向签字的客户提供了本风险披露声明，它说按照我的选择，我选择的中文向我提供了风险披露声明，但是在哪儿呢？她要给我提供了，一定会让我在上面签字的。”

　　我们该如何面对金融衍生品？

　　前不久，在报道国内几大航空公司投资航油套期保值出现巨亏的时候，我们也调查过其他几家境外航空公司的业绩，它们也都从事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但并没有出现大的亏损，美西南航空甚至还获得了一些盈利。这样的业绩对比说明在投资金融衍生品方面，我们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面对金融衍生品的时候更应该慎之又慎。

　　在天津聚龙集团副总裁崔景士看来，判断某一种金融衍生品是否“有毒”其实非常简单。曾就职于国内最大的粮油集团，并代表集团长期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崔景士，目前在一家民营企业担任执掌期货业务的副总裁。他告诉我们，在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多家国际投行向他兜售金融衍生品。

　　天津聚龙集团副总裁崔景士：“就是说如果他作为卖方的话，卖给你这个产品，所谓产品的话，你告诉他，你说我作为卖方，你作为买方，还是同样架构这个产品，这一摞合同对方签不签，很简单一个道理，你愿不愿意买，一般的时候，我相信对方都会说我不愿意买，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很简单一个道理，还是引用巴菲特那句话吧：我从来不做自己看不懂的市场。”

　　常清：“露出我们有什么问题，就说我们人才有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次大的经济机构，大的国有企业对现在市场经济的认识和了解还是有距离，有差距的，就说他们对究竟如何进行套期保值，套期保值的目的是什么，怎么进行套期保值，这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还没有认识，人才准备也不足，那么往往都是什么，领导说了算，那么领导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所以说又盲目的相信华尔街投行，这就促成了问题的发生。”

　　黄明：“对国际投行来说咱们不要抱任何期望，国际投行能够宰割企业宰割投资者，能够谋取暴利而不受到法律制裁，他们绝对会做的，大家老批评国际投行贪婪，一百多年来，他没停止贪婪过，所以这个很难从他们这边管住，只能管住自己，怎么管自己呢？我认为就是作为我们的国企，要加强内部风险控制，不懂得的坚决不做。”

　　“我觉得尤其针对国企最重要的还是在监管层这个角度多做点工作，因为国企假如没有明晰的法规，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他们会去做的，而且事后没有责任，因此我特别赞同国资委最近推出的这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把这些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明晰化了，当我们加强监管的时候，而且追究责任的时候，要求披露的时候，确定不能做复杂衍生产品，那么会使得我们央企向下的衍生产品的业务改善很多，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该学的教训，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国资委最近的通知中体现出来了，这一点我非常欣慰。”

　　半小时观察：认清“金融鸦片”

　　鸦片给中国人留下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和无尽的伤痛，而今天，被专家斥为“金融鸦片”的金融衍生品又让众多的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遍体鳞伤。

　　黄明教授告诉我们，这种带有对赌性质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之所以在美国不敢卖，是因为他们有严格的法律，一旦他们胆敢销售，美国的法律可能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而他们敢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卖给我们，他们没有多大风险。我们现有的法律还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他们能够大行其道另一个原因是国内投资者对国际投行的盲目信任，身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黄明告诉我们，在美国，投行的经济学家、高管很少有机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观点、声音背后是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国内，很多国际投行的经济学家经常出席大型的活动，他们的观点也充斥我们的媒体，成为主流的声音。

　　在国际投行看来，那些对金融业务不太熟悉的国家和地区，无疑是最理想的传递对象。在这场赤裸裸的金钱游戏中，所谓价值和专业都是投行的精美包装，只有风险和收益才是决定一切的筹码。

　　吃一堑长一智，一些中国企业身上出现的金融衍生品巨亏风潮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在近期密集出台。不过，我们希望这些企业，包括国内的投资者不仅要提高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意识，更重要的是看清这些“金融鸦片”背后的贪婪和虚妄以及国际市场严酷的游戏规则，不要再轻信打着华丽招牌的陷阱。(主编：孟庆海 记者：高杨、康敬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