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污染PK规模效益
虽然湖南省政府和民间对此次环保整治寄予厚望，但在《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中，仍有不少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认为道路坎坷。
在湘阴丰隆纸业公司擅自撕毁封条、顶风排污事件之前的2006年9月，岳阳临湘发生了“砷污染事故”(见本刊2006年第36期“岳阳砷污染地方政府打擦边球”)，对于这家挂着“政府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匾、连环保审批都没有拿下的浩源公司，当地官员也曾坦言打了“擦边球”。
两案例的共同之处是“当地政府官员执法不力”。造成此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蒋益民局长认为是，目前环保系统不是按“条”来划分，而是以“块”来负责，行政级别高一层的环保局对下级环保部门仅局限于业务指导， “人、财、物都划至了当地政府，我们管不了‘帽子’，也管不到‘票子’。”
环保治理难，还与当地政府支持造纸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此次环保整治工作第一阶段实施后的3个多月里，泰格林纸集团董事长王祥说他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芦苇了，尽管是达标的大企业，但以前在其它地方他们根本就收不到原材料，“不准收，老百姓也不给卖，”“地方有地方的造纸企业。”
对于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在“温饱”和“环保”的问题上，基层干部对前者考虑得更多。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员会副主任傅玉辉说，所谓的“政府污染”，即当地政府支持、认可和默许的污染。政府既是污染允许者，又是管理者，治理自然困难。
傅玉辉副主任说：“计划经济时期，国内工业刚刚起步—包括化肥、农药等支农工业，都是在没有环境意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其收入、税收都交给了国家，企业没有留下一块资金来搞环保。改革开放后，国家仍以计划经济指令为主，很多企业没有建立现代法人制度，政府就是法人，对环保的要求基本流于形式。此后，乡镇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得到了大发展，但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环境保护法律的管辖之下—环境统计过去只包括了县以上工业，而县级领导干部的考核，GDP、计划生育、社会治安3个指标都是实行‘一票否决制’。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为什么不搞环境影响评价？是政府不让搞。”
另外，一般地方造纸企业很难有足够资金上马环保项目。“‘叫停’的近百家企业中，初步估计，只有1/3左右的企业可以获得重生。”湖南省环保局局长蒋益民解释，以制浆造纸企业为例，一套环保设备就得6000万-7000万元，一般企业无法拿出这么一笔庞大的资金，同时，这样的设备也只有年产能达到或高于5万吨才有较理想的利润空间，“既要有技术，又要有大投入，这样的企业就很少了。”
“造纸业是一个以规模效益取胜的行业。这些小型造纸企业为什么还会有效益呢？因为他们在牺牲环境。” 泰格林纸集团董事长王祥一针见血地指出。
GDP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
2006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还在“两会”期间向公众致歉。
“湖南没有完成任务，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目标制定和重大项目滞后的原因，但湖南不降反增的情况比其他省份要严重。”湖南省环保局局长蒋益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据悉，污染物排放国家主要考核两个指标，即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前者在湖南相比2005年增加了2.6%，后者增加了4.6%，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是这种增速在放缓。
“湖南还有一个特点，是有色金属之乡，污染治理难度自然更大。” 蒋益民认为，“但是，这些困难将随着干部考核体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日前，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实施的《湖南省新型工业化考核奖励办法(试行)》规定，湖南不再以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唯一标准，而是以节能降耗、单位工业产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率、工业土地利用效率等指标，作为对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说，新的考核体系，既有定性，也有定量；既有发展速度要求，又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较好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要求。
“这种创新发展的模式，将更加有利于此次洞庭湖环保整治工作的纵深推进。” 蒋益民如此评述。
对于洞庭湖造纸污染企业的整治，泰格林纸集团董事长王祥从行业的高度进行了设计：“造纸行业是国家‘十一·五’重点整治行业之一，要改变我国造纸行业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局面，我认为，可由行业协会和造纸学会牵头，向国家有关部委申请，组建中国唯一的权威性纸制品绿色产品认证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纸制品的绿色认证，建立市场准入机制，以此鼓励和支持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推广，淘汰污染严重、资源能源消耗大的纸产品。”
这是王祥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的提案。据悉，国家发改委就该提案做了复函，已将制定造纸绿色产品标准列入了今年的工作重点，且已要求有关部门开展研究。王祥认为，“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造纸污染整治效果或将更好。”(记者：曹昌。向慕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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