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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合理的税制设计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则个人纳税更容易成为一场“猫鼠游戏”

　　刘涛是北京一家餐饮企业的老板。尽管整个企业都属于他，去年的盈利额也超过了12万，但他并没有打算去进行个税申报。“我根本没有给自己做工资，也就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没有“个人收入”，并不影响刘涛的个人生活。他的日常消费都是从公司的备用金中直接提取，“只要最后能够拿来足额的票据做好账，我日常的消费也就转化成了企业的成本”。

　　“税务部门要想完全掌握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必须形成一套全面的监管体系和联网机制，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所以除非我被税务局盯了，他们专门去银行、证券等部门调取我的信息，否则根本无法掌握我实际的个人所得”，刘涛说。

　　现实的纳税环境，使得很多人仅仅是把税务部门能够准确掌握的工资部分的信息进行了一次形式上的填报，并且还有一些收入多元化的高收入者逃脱了个税申报的义务。这显然并非税务部门的初衷。

　　个税申报中的漏洞，不仅给纳税人带来麻烦，也可能使逃税者心存侥幸。如此种种，都难以使申报成为一次轻松的守法之旅，而更易成为一场“猫鼠游戏”。

　　迄今的进度是，可能有逾半的应申报者仍在观望之中。有专家预测说，如果公众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税收成本就会不断增加，那么，这项制度实施预期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税制能否更人性化

　　在中国人开始走入“个税时代”的同时，近些年来，德国、美国和法国都掀起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潮流，纷纷降低税率，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高收入者的逃税、避税等使个人所得税很难实现调节作用。

　　而与此经验相悖的是，中国的边际税率高得“离谱”，薪金这一块，税率档次从5%到45%分了9档，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岳树民表示，我们国家适用45%税率的人其实很少，这一税率档次意义不大。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级距过多，大部分边际税率不适用。

　　岳树民表示，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能只依靠个人所得税，还有消费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的配合。高税率能调节收入差距，同时也可能打击高收入人群的积极性，如果税收征收力度太大，把他的收入拿走了一大部分，就不会有人愿意去投资，愿意去劳动，而经济发展还是依赖于有人去投资的。

　　另外，个税扣除标准 “一刀切”也广受诟病。“一刀切”便于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但制度本身“僵化”和“死板”，纳税人普遍有抵触情绪。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家庭实际支付能力征税，而不是按总收入征税，很多家庭的必要支出都可以在税前扣除。

　　史小军对“僵化”的解释，又回到了信息获得渠道的问题上：我们目前只能考虑人的自然属性，无法考虑人的社会属性，因为其前提是，需要我们能够通过各个途径，去掌控纳税人的各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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