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日电 今日出版的《中国财经报》刊载了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文章《谋互利共赢、建和谐世界》，文章全文如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二者的相互影响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的经验受到重视，中国的成就受到尊敬，中国的未来走向受到极大关注。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活动逐年增多，特别是参加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对话的广度和深度迅速拓展。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如何贯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成为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也是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财经外交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财经外交的地位日益突出，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诸多矛盾聚焦于各国的经济利益层面，全球范围内在资本分配、资源获取和信息运用等方面的竞争尤为明显。为了实现合作共赢，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更有必要进行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交流和沟通。世界各国在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关注程度和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这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就宏观经济政策和诸多热点问题进行对话交流，增信释疑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审时度势，积极开展财经外交，对于我们贯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重大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历史原因，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是在大国、富国的操纵下建立的，因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治理等诸多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却处于被动地位。毫无疑问，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应该得到改变。经济全球化使得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各国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本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理解与支持，为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财经外交越来越成为维护和实现国家重大利益的手段。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强中国在国际财经事务中的话语权，就意味着我们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近年来，我们积极开展各类多边、双边财经外交活动，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努力做好财经外交工作，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财政部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部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自觉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全局，在财经外交工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加强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沟通和平等协商。通过相互交流对本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与分析，增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应对国际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其次，扩大发展经验的交流。深入开展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的研讨，倡导国际发展理念创新，加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经验交流，互相借鉴在开放条件下实施国家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成功做法。第三，深化财政和金融实质性合作，加强技术援助和财金能力建设。各国应相互借鉴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经验，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并积极开展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由于各国发展不平衡，因而要积极开展技术援助，加大对本地区贫困国家的支持。第四，致力于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要通过协调与配合，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切实减免重债贫困国的债务，增加发展援助，推动技术转移。促进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改革，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近年我国财经外交的主要特点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外交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我们积极推进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国家整体外交工作的开展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大国是关键，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和经济体有效地开展双边财经对话。目前，与我建立双边财金对话合作机制的有美国、英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尼等8个国家和经济体。

　　首先，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简称JEC)至今已经举行了17次会议，对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10月，JEC第17次会议在京召开，美国总统布什的财政经济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悉数与会。会议讨论了人民币汇率、服务业市场准入、经贸关系、能源问题等双方共同高度关注的问题，大大增进了双方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理解与共识。目前，JEC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其次，中英财金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05年2月，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实现其上任7年来的首次访华，并于当年10月第二次访华。双方就当今国际财经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达成重要共识，相继发表《中英两国财长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英两国财长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的联合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中英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国际发展领域的立场协调，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三，中日财长对话机制建立，开启两国交流新渠道。为落实胡锦涛主席2005年4月提出的关于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五点主张，经中央同意，2005年6月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期间，中日两国财长举行了会谈，并共同签署《中日财政合作备忘录》。在当时中日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此举向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2006年3月25日，第一次中日财长对话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对话机制的建立，开通了中日政府之间的又一交流渠道，对稳定中日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中俄财长对话机制启动，受到双方高度重视。2006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启动中俄财长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10月，俄财政部长库德林就任财长以来第一次访华，首次中俄财长对话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及中俄在国际财金事务中的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就今后开展合作的领域达成许多共识。

　　周边是首要，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东盟加中日韩(10+3)财金交流与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植根于亚洲，立足于亚洲。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高度重视推动亚洲区域财金合作。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