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不可否认，现在特困大学生中，确实不愿意接受资助的人大有人在，认为是一种施舍，心理上造成压力。对这种心态，您怎么看待？
成思危：接受资助的人应该把资助看作是社会对自己的关心，而不是施舍；另一方面一定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实际上，他们确实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接受资助。我希望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因为接受了这个资助，就一定要努力学好知识，将来对社会能够起更大的作用。第三要有回馈社会的精神。今天接受资助，是因为自己需要；将来一旦自己有能力资助别人，也会慷慨解囊。接受资助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么一个长远的角度看，而不要从一时接受资助、心里不好受这样的角度来看。
新京报：有人认为，类似新长城这样的活动，将关注点着眼于考取大学的经济困难学生，是锦上添花之举；那些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而辍学的适龄儿童更加应该受到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成思危：要重视教育扶贫，教育托起后天的希望，贫困地区发展需要人才，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所以在教育方面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义务教育是国家拿钱，所以不应存在经济问题；义务教育以后不能继续上学的，不但有高中，还有职业教育学校。所以我个人看法，确实是都应该关注；因为有些孩子不能上高中，更谈不上上大学了。
但问题在于，社会公益力量发展还是不平衡的。
新长城项目着重关注贫困高考生，将来或许会有其他组织关注其他某一个群体，毕竟，新长城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包起来。当然，对农村来说也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农村出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新长城的影响效应可能更明显一些。中国有很多优秀人才就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无法出人头地，所以机遇对他们是很重要的。有人说类似谢军那样的头脑，十万人中才有一个，那你说中国应该出多少个“谢军”？
应该出1300个“谢军”才对嘛！为什么只有一个谢军呢？因为另外那1299个，没有机会接触国际象棋啊！所以应该说我们中国是有很多优秀人才的，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脱颖而出。
扶贫是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新京报：什么力量让你持续关注中国的扶贫事业？
成思危：可以说，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新闻界的元老，我母亲留学法国，学习法国文学。所以他们教我四岁读唐诗，六岁读《资治通鉴》；而且，我对范仲淹这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是非常敬佩的。我16岁从香港回来以后，一直在国内生活，也走过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贫穷落后的问题。我总觉得，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是非常赞成的。
搞好扶贫工作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公平，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我一再说，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和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因为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否则，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也没有效率可言。反过来说，你只讲公平，无视效率，怎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呢？那只能是低水平的所谓公平。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关注效率的话，在今天我们初步实现基本小康的时候，恐怕就应该更多关注一些公平问题。
新京报：马上就是春节了。目前还有一些大学生因为经济原因不能与家人团聚。你最想通过新闻媒体对他们说什么？
成思危：其实，不单是对这些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也包括那些生活困难的其他群众，我先给大家拜个年！同时我也可以告诉关注中国扶贫事业的人们一个好消息，民建中央将发起一个“思源工程”，顾名思义，就是“饮水思源”，主要目的就是动员我们民建会员中的企业界朋友积极参与扶贫慈善事业。目前，“思源工程”正在国务院审批之中。对扶贫慈善事业，我们不但要讲，而且要善于去做，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由单个企业去做，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集合起来，发挥整体效应，社会效果就会更好。所以，我希望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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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主办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于2002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针对特困大学生的各种困难，新长城项目为特困大学生提供了经济资助(主要是生活费资助，每人每年2000元，资助年限为1、2、3、4年)、成才支持(主要通过组建高校自强社)和就业服务等全方位的帮助。
自2002年9月，新长城项目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成功举办了“2003新长城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2004新长城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2005新长城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2006新长城优秀高考特困生寻访行动”、“新长城2007贫寒学子新春关爱活动”。
《新京报》作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关系最为紧密的媒体合作伙伴，联合主办了“新长城高考贫困生寻访”、“新长城高考义卖”等系列活动，在2006扶贫中国行捐赠表彰大会上获得年度媒体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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