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内地监管层次联系密切

　　2004年9月13日，史美伦因为健康问题辞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三年半的内地监管之旅划上句号。

　　无独有偶，14日、15日，沪指大涨。

　　记：你觉得你离开大陆时，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公允评价？

　　史：我总是说一句，很多事情要由历史来看，现在看时间还不够。要以后再看，那段时间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感觉，股指下来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包括很多中小投资者。当然了，批评我的人不一定是中小投资者。

　　记：你给大陆的证券市场留下什么？

　　史：我讲的比较多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因为那是原则性的问题。当然，“三公”的基础是做事的透明度。

　　记：你当时力推的保荐人考试制度，现在都得到怎样的反馈？

　　史：保荐人考试、保荐人制度，这些都是我当时推出来的，我感觉一点点地，对整个体制有一些影响。股改的时候把新发停下来，我倒是有些担心。我觉得没必要停下来，可以边做边开，节奏慢一点。我在位的时候，很多公司需要排队上市，发行积压了很多。现在听说很快，保荐人制度改了以后，保荐人自己会选了，五六年以前，咱们中国内地的保荐人根本不是什么保荐人，什么事都堆到证监会来，费用收了但不干他们该干的事。保荐人制度改了之后，马上对他们有切身的影响。你推一个不好的出了问题，要扣分，会影响你以后能推的数目，有了后果。当时第一个反应，很多保荐人都把部分已在排队的企业撤回，然后再报新的较优秀的一批，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了。

　　记：独立董事呢？你推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中国内地没有这个制度的土壤。

　　史：当时大家有一些不同声音。第一，中国哪里来那么多独立董事？第二，独立董事懂吗？我没说今天我们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明天就立竿见影，企业文化就起来，或者独立董事监督的文化就起来了。可是得等到中国大陆有足够的人数才推吗？我感觉很难说，可以先推先做，慢慢地培养市场的认受性。

　　现在，史美伦还经常和她的同事们(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接触，每年还组织一次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例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尚福林。卸任证监会副主席后，史美伦仍任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副主席，主持大部分的组织工作。

　　每年一度的会上，证券业监管的国际权威专业人士会就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在实践中遇到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史美伦告诉记者，2006年会上的论题是券商的风险管理以及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会前，史美伦负责将问题分配给具体的专家作答，并收集证监会人员对专家答案的回馈，以便在会上能有更充分的讨论。

　　据她介绍，委员会的委员只有10个，但是每次参会的除了证监会本身的人员，还有沪深两个交易所和地方监管局的人。

　　“有时候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对中国不一定适合，但是让大家听听，外面是怎么做的，有个参考。”有过境内外工作经验的史美伦知道如何将会议开得更务实。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作者：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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