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娘子”的“是是非非”

　　在大陆三年半期间，史美伦更多地是和“改革”相连，她的任命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任内，她提出了完善大陆的保荐人制度、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舶来品，未必适合中国国情。

　　在史美伦大陆任职前后，中国证券监管层引进大量“海归”。除史美伦和高西庆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

　　2001年的股市暴跌，一些人将矛头指向“海归派”，梁定邦和史美伦首当其冲。

　　“不顾国情引进一些所谓的先进方式，或者是将管理权交由一些并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管理，中国还会走很多弯路。”内地一位经济学爱好者在证监会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身处监管前线的史美伦也清楚自己面临的责难。其中，她在APEC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被解读为“不懂中国国情”。

　　史：当时有人误解了我的概念。在APEC会上，我说有些事是有普世价值标准，你说中国大陆的股民就不应该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待遇？你说三公是国际惯例，我们引进就不对？我感觉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不论你是新兴市场成熟市场，所有的股民应受到的最基本的保护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不懂中国国情，把这些都引进来。我也不想因为这一点跟他们辩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引进了外面的概念就是对中国不好，但是事实是引进外面的价值观念或者经验不等于对内地不利。

　　记：你说过，做事不懂国情是你的最大特点，你所指的国情是什么？

　　史：所有不能解释的事。我在内地，有些事情他们不能解释，就说内地就是这样。反正我也笑了，我说的不懂国情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向感觉自己是比较professional的，是专业的，自己是来做事的，是希望在金融市场的改革里面出点力气，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自己感觉不是求升官也不怕得罪人。

　　记：当时总理怎么跟你讲的？

　　史：这些我不想公开讲，不过我自己就说，我是无求的，总理说无求就可以大胆做。

　　记：你在任时有人来求过情吗？

　　史：有人来说，这是谁谁谁，我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他们都答不上来，就说反正不能这样做，也没人这样做。结果我还是做了，也没见什么后果。

　　记：那时候股市被当作为国企解困的工具。

　　史：有人这样讲，我没有这个感觉。对我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用意和我的工作无关，我就是监管市场，把这个市场弄得比较健康规范，让所有参与者享有同等权利。股市在中国存在的大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而且我不会因为它是国企，因为它有重大的任务，就对它手下留情，当时没有这个感觉。

　　记：你怎么看待对海归派的批评？现在还有很多“海归”在关键岗位任职。

　　史：可能我还不太一样，我本来就是境外的。我感觉当时有些人是心存嫉妒，有些人会想你明明是境内的，为什么去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就很风光。这种状况很矛盾，我碰到的所有人都想出去学习念书，但是一旦出去回来了以后，其他的人就指责他是海归派。

　　对海归派的指责很不公平并很分化，我感觉很可怕，有“文革”之风。你应该看个人，不应该说所有海归派提出来的都不对，所有土生土长的提出来的都对，反过来也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事不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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