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1日电 在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就城乡均衡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讨论。瞭望新闻周刊有评论指出，此轮中美对话，表明两国关系由“就事论事”升级为“就事论略”，从解决某一议题改为寻求系统集成的一揽子办法，开始从全球战略高度定义中美经济关系。

　　布什当选第一任总统时，白宫把克林顿时代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降为“战略竞争对手”，布什任第二任总统期间，将中美关系修订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全球经济领袖”，这一次又将中国定位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伙伴。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是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更浓的国会，将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视为向中国施压的机会。

　　过去一年以来，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可能迎来一个更为复杂和微妙的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

　　知识产权是美国国家竞争优势所在，关系到美国的生存。因此，美国会竭尽全力予以保护。中国是WTO的成员，自然会遵守国际规则。评论认为，在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双方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处理好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做“负责任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保护的对象和重点有所不同。不能离开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抽象地谈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在促进技术创新与保持市场竞争之间保持平衡。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知识产权创造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反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又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而损害公众的利益。

　　在市场准入方面，美国希望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市场。评论指出，实际上，中国已经实现了WTO的承诺，其市场准入的条件逐步由“非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的国际标准“接轨”。比如，中国对零售业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远远高于比中国“入世”早几十年的印度(发展中国家)和日本(发达国家)。中国的金融业也逐步全面对外开放。然而，美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却对中国设置种种障碍。例如，面临美国国会政治压力，美国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阻止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受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禁止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并对华高科技出口设限。美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增加了国际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担忧。美国商会和美国制造业协会等权威机构不支持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是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能进一步改善内部对外资的态度。

　　对于汇率问题，评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伯南克都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把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联系起来，声称如果人民币的升值不能满足某些国会议员的要求，将对中国采取贸易征税的制裁。人民币汇率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它同经济问题不相干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将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与美国200多年的成熟金融市场经济管理相比，中国还面临国内银行系统能力差、国有企业大量坏账等压力，此外，中国还面临国内消费不足、贫富差距大和人口失业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都决定了人民币不能过快升值，否则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反对人民币剧烈波动的恰恰是包括美国制造业协会在内的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因为，人民币汇率不稳定将直接损害美国公司在华的经济利益。(肖炼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