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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年提起“全球化”色变，到2001年入世前“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如今“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其背后，是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政府官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面对WTO的心理变化曲线

　　★ 本刊记者/刘彦

　　“中国在后WTO时代应该有大国风范，在开放中创造和谐，勇于承担更大的责任和迎接更多的挑战。”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对本刊记者说。

　　张汉林的话，代表了当前学界对待WTO的声音，也意味着中国普通公众对待WTO态度的转变。而在1997年，年仅30多岁的张汉林在中央党校演讲“中国与WTO的关系”之时，党校的一个老教授还生气地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质问为何要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轻狂地讲什么“全球化”。从当年提起“全球化”色变到2001年入世前“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如今“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其背后，是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政府官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面对WTO的心理变化曲线。

　　从GATT到WTO：开放倒逼改革

　　对外贸易的改革与开放在中国有漫长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接触。从GATT到WTO，焦点也从简单的外贸经济过渡到改革诉求。

　　1986年7月10日，一份含340余个英文单词的申请由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钱嘉东大使递交给GATT。自此，中国开启了复关入世这个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进程，也饱尝了十五年谈判的艰辛。

　　1980年至1984年，在改革开放被正式提出后，一场围绕对外经贸的大讨论在学术界展开。随着讨论逐渐深入，对外经贸利益被摆到国民经济战略地位加以对待，而复关，则成为当时发展对外经贸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当时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完全的国家垄断状态，这与提倡自由贸易的GATT不太相容。但是，两个数据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对GATT的态度：GATT成员方贸易总量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量的85%；中国与GATT成员方贸易量占当时中国全部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中国不管是否参加GATT，其规则对中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此，正如首任贸易谈判代表沈觉人所言，当时决策层普遍认为，“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对中国有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当年11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GATT副总干事以及各国GATT专家参加的“GATT与中国”高级研讨会上，其议题仍仅限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反倾销、反补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等经济内容。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经过14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但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却遇到了40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种种压力使得1994年之后的市场化道路显得异常艰难。

　　改革的难度促使决策者寻找一条新的破局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被确认为是一个契机。2001年，中国入世前夕举办的“诺贝尔经济论坛(北京)”论坛上，“法制建设：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强化政府公共职能”等表面上看似与经济关联不大的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重点。中国对开放的诉求完成蜕变，入世成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

　　次年2月，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在北京召开。自此，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关于WTO规则的培训运动拉开序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2002年春节后在香港总商会演讲，其开场白则是“中国政府官员过年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有关WTO的学习”。

　　“入世让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开放。第一次开放以1978年为标志。当时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国内议程来开放，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自认为适当的领域，以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速度，来选择开放，这是第一次开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开放则以入世为标志，此后，中国的开放就不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了。”北京大学教授王勇说。

　　从应对到责任：大国崛起的心态

　　2001年，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题目，普遍是“如何应对入世的冲击？”

　　“应对”一词，是弱势心态最好的写照。

　　2001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宁夏各界人士对话，称得知入世后“心情也很复杂”，“非常高兴”之余，也担心“入世所带来的冲击。”

　　当时备受关注的行业，以金融服务业、IT产业、农业、汽车、电信、石化等六大行业为主。事隔5年之后，这些行业的现状又如何？

　　当时脆弱的汽车业，可谓这些受“冲击”行业的代表。也是在2001年，吉利汽车总裁李书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WTO对于我们可以说冲击甚微，因为国外的汽车企业根本不可能造出与我们同样价格的汽车。”

　　这位“为中国老百姓造车”的人，5年后把理想变成了现实。2006年吉利汽车的年产销目标是17万台，出口1万台。时至今日，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已经占到中国汽车行业份额的40%。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没有WTO对汽车业准入的冲击，就没有吉利这样的民族品牌企业的崛起，也绝对不会出现今天汽车市场这样一个格局，消费者也不见得会享受汽车降价带来的实惠以及更好的服务。

　　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称：“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

　　该报告称，入世将有助于中国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入世后的改革将导致大约600万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寻求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将会提高。

　　而对于中国的入世“成绩单”，原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概括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主要来自信心效应与观念效应。

　　五年来，中国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用自己的实践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在履行承诺方面，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9.9%。

　　“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WTO，入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是目标。可以预见的未来是，2008年，中国的出口将占到世界第一，进口将占到世界第二。怎样去看一个经济大国的经贸地位和关系？这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张汉林说。

　　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观念和心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WTO意味着的，不仅是分享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与WTO法规和国际规范的对接。

　　1999年11月，中美双边谈判结束后，一场自清末以来中国最大的“变法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仅中央各部委清理、修订、废除与WTO规则冲突的法律、法规及各种红头文件，就达2300多件，其中废止830件，修订325件。

　　2001年入世前夕，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李适称，“相关修法废法工作将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前基本完成”。

　　WTO的一套外生法律规则体系嫁接到中国的法律、政策体系中，并加以转化为国内法的过程，无疑正是中国政府走向法治政府的过程。这也正是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承担大国义务和责任的必由之路。

　　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法律规定的责任，还有更宽广的负责任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观念。

　　“中国的企业应该把社会成本内部化，这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贸易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P)首席执行官里卡尔多对本刊记者说。

　　里卡尔多2006年10月应中国商务部之邀来中国参加研讨，帮助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战略，包括如何应对反倾销。在他的眼中，反倾销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则认为，对待反倾销这样的微观技术问题根本不必那么紧张，美国遭遇的反倾销比任何国家都多。

　　“中国出口导向的政策，必须与国内产业联系在一起。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是整个规则体系的一部分。”里卡尔多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环境等外部性成本问题，尤为关注。在他看来，化解这些成本的惟一方法，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与国家发改委的想法是一致的。

　　WTO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因此，入世使中国经济改革纳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中国必须具有更负责任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环境，对外开放时承诺的时间表，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国内改革必须与WTO步伐协调，实现所有制的平等，取消内外资、民营、国有的差别待遇，这才是入世之把中国带入全球化世界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用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即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规则，从优惠泛滥走向统一透明，而WTO的推力正与此方向相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