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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后各个行业应对的甘苦得失表明，以市场化的手段为主，主动适应WTO的规则，趋利避害，是WTO生存的题中应有之义

　　★ 本刊记者/郇丽

　　1986年中国开始复关谈判，1995年开始入世谈判，这期间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关税谈判上。人们曾经担心，如果关税大幅下降，如何来保护国内产业，中央财政会不会受到影响？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入世后，真正的冲击并不是来自关税的降低。

　　曾经以为关税最重要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对本刊记者说，五年来，人们并没有看到大量的低价进口产品，譬如，泰国的榴莲还是十几元钱一斤，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关税只是构成价格的一个因素，进口榴莲的运费没有变化，进来后走什么样的销售渠道，如何仓储运输，甚至打什么样的广告都是成本。面对一个陌生的市场，一种商品通常情况下5～8年内很难赚钱。“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关税降低冲击我们的价格体系，关税不是对我们的产业产生冲击的主要因素。”

　　现在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值低于10%。中国加入WTO关税谈判专家、海关总署关税司前司长吴家煌先生，日前在一次聚会中半开玩笑地说，关税再往下降，降到零中国也不怕了，而当年他们可没少担“卖国贼”的罪名。

　　对关税的忧虑，缘于对自由贸易的不理解。2002年5月，前任WTO副总干事门多萨(Mendoza)访问北京，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他，语言也很风趣。他说：“我在上海书店看到最多的书就是有关WTO的，中国所发行的WTO方面的书恐怕在全世界都是最多的了。”当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学生们座谈的时候，他对学生们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书，但是，光读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会运作WTO的事务。”

　　北京WTO事务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说，门多萨对中国的感受是准确的：其一，中国入世15年的谈判过程就是国民教育过程，像一场WTO运动；第二，这场运动并不深入，中国加入WTO虽然教育了国民，但仍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换言之，中国的国民听得太多，参与得太少。

　　在中国，WTO教育实质上不仅仅是一场贸易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普及规则意识的启蒙运动。就在几年前，对于许多中国的企业家而言，WTO的贸易规则显得那么晦涩难懂。程大为说，2001年12月，刚刚入世，他们北京事务中心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知识产权案，接着就是马钢钢管反倾销案。当时的中国企业，和他们探讨的是国际规则的基本概念问题，连反倾销是什么都不清楚。

　　张燕生所长说，5年来的WTO经验告诉人们，有形的商业活动容易管理，而在开放的市场体系里难的是对制度、规则的理解和熟悉，及其在具体事务中的协调把握。

　　银行业：短兵相接的年代

　　当花旗银行第一台ATM机在八达岭长城景区落脚，荷兰银行在上海开办第四家梵高贵宾理财中心正式对外营业的时候，中外资银行短兵相接的时代好像突然来到了眼前。

　　人们有理由感到担心：外资行的产品线丰富，有产品设计优势，其研发能力可使产品的收益率提升，这会让中资行望尘莫及。以花旗的首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为例，其最高年收益率为4.5%，而国内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目前一般在3%左右。

　　更有人认为，外资行采用错位竞争之术，定位于高端客户，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二八定律”，20%的大客户创造80%的利润，外资银行第一刀就砍向了市场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

　　此外，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华也以相当的速度扩张。截至2006年8月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191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4家外资法人机构，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1051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近2%。

　　然而，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让兴高采烈期待零售业务开放的外资银行多少有点失望。《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在华只有设立独立法人机构，才可以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据悉，8月份《条例》草案下发给部分外资银行征求意见的时候，外资银行普遍出现了一些抵触和不满。

　　根据规定，在华外资银行只有通过独资或中外合资的方式注册为本地银行才被允许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银行卡业务，而外资银行在华的分行只能经营批发业务、吸收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业内专家解释说，目前来看，超过90%的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都是以分行的形式存在，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如果它们不改制为独立的法人机构，将无法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截至2006年6月底，在中国内地只有14家外国银行有独立法人机构，而且还名不见经传。目前，在华活动频繁、业务量大的外资银行大概有183家，几乎都没有独立法人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称，外国银行分行受到总行直接控制，来源于其母国和总行的风险传导要大于法人银行，而法人银行本地注册，受到本地监管机构直接监管，可以更大程度进行风险隔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零售业务放开了，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会对中资银行形成一定的压力，短期内也会使得中资银行经营成本上升。譬如，增加项目投入，为了留住争夺激烈的高端金融人才等，都可能会增加成本，但绝对不会出现存款大搬家的情况。

　　事实上，几年来，在零售终端中资银行也已经羽翼渐丰。之前，由于政策限制，国内的人民币理财市场一直是中资银行的天下，外资银行只能发行外币理财产品。从2004年人民币理财产品诞生伊始，中资银行几乎每月都有新品推出，产品也从最初的债券到信托产品、甚至股票。今年年初，市场中90%的人民币理财产品还是投资于货币市场中的各种债券，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为60%多，各种挂钩型理财产品纷纷出现，人民币理财产品的设计趋于多样化。

　　从外汇理财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来看，尽管外资银行很活跃，但仍然是中资银行居主导地位。有评论说，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新的理财产品和服务固然好。但银行让你取到钱，买到天然气，办完事才是第一位的。外资银行服务好，但是当你去小县城办理业务的时候，你的运通卡能随时从路边取到现金吗？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博士指出，网点是中资银行的强项，也是现在开放的人民币零售业务中最重要的资源。外资银行现在的网点非常少，按照正常速度扩张，想在网点资源上赶上中资银行基本没有可能。若通过并购的方式进行扩张，第一，由于涉及到金融安全，政策面不可能太鼓励；第二，从微观主体来说，中资银行也并不愿意被并购。

　　对于并购，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仍将坚持有关外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限制，也就是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

　　加入WTO五年来，有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7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资金达181亿美元。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银行业“能够卖的”和“可以卖的”资产已经让外资参股得差不多了，中资银行剩下的可能是外方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我们不愿意卖给外方的部分，外资的并购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加拿大皇家银行中国区负责人兼北京分行行长陈林龙认为，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并非“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而是相互借鉴、相互依存。

　　对外资行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而神秘的国度，他们不可能贸然下巨额的赌注。因此，很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基本上都是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始，从外资企业客户开始，从最有钱的中国人开始。小心翼翼的战略路线，奠定了他们走高端客户的基调。这也决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外资银行的这股“春风”，很难吹到普通中国民众的身边。

　　汽车业：热闹后的争拗

　　国家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说，汽车业的WTO“过渡期”结束，实质上的影响不太大。所谓“实质”就是价格问题，2005年进口关税是30%，2006年1月1日开始是28%，降了两个点，到7月1日再降3个点到25%，就降到位了。

　　WTO真正的影响是放宽了汽车准入政策，因而全球主流的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除了雷诺外，几乎所有的外资汽车巨头均有了中国合资伙伴。

　　十多年前中国的汽车市场，只有所谓“老三样”桑塔纳、捷达、夏利。今天的汽车产业已经完全不同，所谓的国产车，包括了桑塔纳、奥迪、别克、雅阁、派力奥、宝来、polo、依维柯、五十铃等这些“外国血统中国制造”的品牌车——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合资企业、引进车型都统统算在了“自己”的名下。

　　2003年以前，主要是德、美企业在中国建立汽车合资公司，如德国大众、美国通用。2003年后，这种格局发生扭转，日、韩跨国汽车企业也迅速涌进中国，东风日产、一汽丰田、北京现代纷纷成立。

　　有了这些跨国汽车巨头，中国的汽车产业热闹了。巨头们忙着开拓一线城市，中国的本土汽车企业也在二、三线城市寻找机会，奇瑞汽车、吉利汽车们凭借低价、适合中低端消费者的优势也打下一片江山。回过头来看入世5年，本刊接触到的业内人士都感慨道，原以为最不堪一击的中国汽车业，在履行完WTO协议后迅速发展起来。

　　不过，繁荣的背后也不乏隐忧。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说，现在合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独资，许多外销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转内销，配套也逐渐变成了外资厂商之间的配套，中方希望技术合作越来越困难。

　　而国外起诉中国违反WTO规则、并诉诸WTO法庭的第一例争端，也发生在了汽车业。根据WTO相关协议，到2006年7月1日，汽车行业的税率将探底，整车进口关税率降为25%，零部件关税税率整体达到10%的水平，税差为15%。这样的话，对于采用散件进口造车的企业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限制，15%的税差就是企业的纯利润，远远超过国际平均利润水平。

　　但早在2005年4月1日，中国政府就出台了《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规定进口汽车零部件在国内组装进行销售的汽车生产企业，所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凡构成整车特征的(即进口零部件价值占整车价值的比例超过60%)，必须按整车适用税率征税。

　　《办法》的出台，对于部分国产豪华车来说，意味着高达15%的诱人利润变成了泡影。于是，今年6月初，传来了上海通用公司旗下的豪华品牌凯迪拉克停止国产，转而以纯进口方式在华销售的消息。之后两天，北京奔驰的大切诺基宣布停止国产，全部改为进口车销售。此后，奔驰、雷克萨斯、沃尔沃等高档车的国产化进程也渐渐地没有了动静。

　　美国、欧盟及加拿大三方提出申诉，称中国向占整车价值比例等同或高于60%的零部件征收与整车同样的进口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贸易原则，称上述关税征收条例可能令某些汽车部件的进口关税税率达到30%。

　　2006年10月26日，WTO首次对有关中国涉嫌非法贸易行为的申诉展开正式调查，以确定中国征收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是否违反了国际贸易原则。

　　不过，调查归调查，中国的市场不能不做。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生产包括发动机这样的核心配件的外资企业正在国内积极地寻找合作伙伴，有的已经进入实施准备阶段。

　　农业：进口与出口的两难

　　2006年8月1日，一艘美国商船停靠在青岛港，装载着国内企业订购的5.2万吨美国玉米。据农业部资料显示，今年中国玉米进口量将至少是去年的15倍。而仅在2006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已经比同期增加15%以上，达到了1400万吨，而今年国产大豆总量预计在1500万吨。

　　进口大豆开始威胁到了中国豆农的生存。今年春天，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减少25%，相关人士预测，如果此种趋势继续蔓延，2007年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势必将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再减少40%。

　　黑龙江九三油脂总经理田仁礼认为，黑龙江省大豆和进口大豆相比有几个先天不足的因素。首先，作为大豆产区，每加工1吨大豆，需支付银行贷款利息70元左右，而在沿海，利用国际信用，加工一船进一船，年资金周转率可以达到8次以上，每加工1吨大豆财务成本20元足够，两者相差50元左右。

　　其次，在黑龙江每收购1吨大豆需要收储费用75元。而在沿海，货轮靠岸之后，每1吨大豆到达车间内的费用不足25元，两者又差出50元。

　　最后，黑龙江大豆运到大连的费用是65元，运到山海关的费用是75元，平均为70元。

　　就此，田仁礼认为黑龙江大豆进入国内市场，每吨要比进口大豆增加170元左右成本。甚至相关方面做出估计，一个企业每年加工200万吨黑龙江大豆，就要增加成本3.4个亿！面对如此之大的成本，就连黑龙江的大豆压榨企业也宁可不选择在黑龙江收购大豆。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中国多进口消耗水和土地的农产品，例如大豆、棉花、小麦等，多出口劳动力密集的农产品，例如花卉、蔬菜、水果、肉禽类等，就利用了比较优势，这在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进口的已经敞开大门进来了，想出口的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

　　商务部调查显示，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对于这一点，当年山东的菜农们有着深刻的体会。2001年上半年，日本曾对三种农产品大葱、香菇、蔺草席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在限制进口量以内的产品征收3%～6%的关税，超过部分则征收106%～266%的关税。

　　黑龙江方面曾向农业部递交报告要求挽救大豆产业，农业部的回应是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事实上，从入世之后，国家即开始面对一个困局——如何让自己的豆农能够在短期之内强大起来。

　　从2002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大豆生产、销售等。如利用转基因管理政策延缓大豆进口，推动“大豆振兴计划”和订单农业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始终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困局。

　　黑龙江九三油脂总经理田仁礼认为，应该通过大豆协会设立“农产品价格调控基金”，调控市场价格。

　　也就是说，当价格跌破警戒线时，基金作买入，把价格抬上去；当价格冲破控制线时，基金作卖出，把价格打下去。当大豆协会动用调节基金调控期货市场价格时，它会带动社会游资进入期货市场，“调节基金”的作用将会被放大几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田仁礼指出，这种办法要比国储库买入或卖出调节大豆市场更为灵活，更为市场化。而且，这种办法可以引导农民进入期货市场，减少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表示，保护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对农业的保护措施已经很少了。长期来看，真正的保护还是要靠生产力的提高，靠适应市场规则来实现。

　　纺织业：“特保”遭遇战

　　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将不堪一击，结果汽车业发展的相当好。我们最不担心的是服装、玩具，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竞争力，结果这个判断也(跟现实)有出入。”

　　2005年1月1日，持续了40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终于宣告取消，这对纺织品生产大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中国纺织业理应迎来一个出口的春天。然而，美国和欧盟并不愿意看到中国主导世界纺织品市场，配额取消仅三个月就对中国纺织品设置种种限制或“特保”措施，以价格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当年5月份美国宣布设限时，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警告说，中国纺织企业现在不要再向美国运衬衫和裤子了，不能再这样大量出口了，这样下半年就都歇了，会有大量企业开工不足或者倒闭，大量纺织工人失业。但企业没有听，在仅剩40%左右配额、下半年增加配额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各显神通地出口。据当时的数据显示，2005年6月份，在美国设限的7种纺织品中，已有4种使用了8成以上的临时配额，其中棉制针织衬衫和棉制裤子已分别达到美国限量的97.01%和103.37%。之所以企业的出口冲动这么强烈，无锡红豆集团办公室主任杨顺成说原因有三：第一，企业在三至六个月之前就已经接下了美国进口商的订单，不得不大量出口；第二，美国设限后的配额有限，各企业盲目陷入争抢；第三，企业以为这段时间的出口数字有利于自己在中美达成协议后，从商务部获得更多的配额。

　　面对“特保”，国内企业实在是对策不多，企业订单过多和争抢份额，让对美纺织品出口陷入乱象和困境。杨顺成表示，在行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绝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企业自身的利益。

　　2005年，中国纺织品的遭遇是惨痛的。由于短期内企业不可能做到产业升级而另寻出路。期间，浙江象山等地生产文化衫的一些企业大部分都停工甚至倒闭。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表示，来自市场的压力和风险，为企业改变自身观念和行为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

　　中国纺织企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致力于产业升级和开辟新的市场，此外一些企业已经走出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设厂，以规避来自美国和欧盟等地的设限。从这个意义上讲，WTO纷争的洗礼未必是件坏事。★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