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6日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近期召开。香港《经济导报》报道说,上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透露，明年的经济将以“稳”为主，防大起大落，重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同时更关注民生。关于中国式的宏观调控政策，国家主席胡锦涛这次归纳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政策五种，颇有特色。

　　今年中国经济首三季度增长10.7%，但10月投资和工业增长指针回落较快。宏调重点需要从防止过热过渡到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从中国实际情况看，8%的增长显示经济稍冷，9%的速度比较合适，考虑到全球化因素和可从国际市场进口稀缺品，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还可调高至10%，若增长超过11%，经济就会显得偏热。内地决策层在把握宏调力度时，有必要考虑到较为开放的中国经济其潜在生产能力要比先前封闭时要高。

　　中国宣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当前中国国际收支明显失衡，外汇储备猛增。汇率低估是重要的原因。人民币低估不仅导致经常项失衡，也导致资本账户失衡。除去投机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涌入也与汇率低估有关。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是长期性的。当然中国的经常账失衡——近年每年过千亿美元的盈余，更与内需不足有关。中国经常帐盈余源自加工贸易。外需支撑加工贸易及其就业。统计显示，历年加工贸易顺差8,000亿，非加工贸易逆差3,400亿，由此经常帐顺差几千亿，构成万亿外汇储备近半，已占近年外储的三分之二。

　　人民币升值，无疑具有紧缩效应，不仅影响一般贸易，也影响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加工成本上升)。汇率升值的负面效应应当通过扩大财政政策予以对冲。当年日元升值时，日本政府操作不当，企图通过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规避汇率升值对经济带来的紧缩效应，反引起通胀和泡沫经济。

　　扩张的财政政策更可改善中国的内外需比例，降低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度，还可使中国内部储蓄大于投资的失衡与消费和投资的失衡得以缓解。中国扩大财政开支应以扩大公共消费为主，扩张公共消费可降低政府储蓄，还会刺激居民扩大消费和降低居民储蓄，由此令总消费扩大，消费投资失衡缓解；储蓄率降低，储蓄渐渐等于投资。

　　内地的最新研究表明，近年中国储蓄率高企虽与居民储蓄有关，但主要由企业大量盈利和企业储蓄猛增引起。宽松的财政政策实为由居民储蓄替政府公共消费买单，这在学理上似乎理据不足。但分析融资可行性却显示困难不大，其实质还是一个铸币税问题。各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其资产主体是本国国债，若握有一部份外国资产，也相应对应着他国拥有的央行负债——本国货币流入了他国，流在本国的货币对应着央行购买的财政国债，本国财政充分享有了本国的铸币税。而美国更是将大量货币运往外国，美联储自己却极少握有外国资产，美国财政由此占用了大量他国资源，而支付的却确是美元。中国央行握有的国债，仅占其12万亿资产的2.39%，占储备货币的4.3%，资产的65%为外汇，外汇占储备货币的1.18倍。中国央行为稳定汇率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而为了控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央行又卖出先前持有的大量国债。其实质是铸币税为外国享有。

　　因此，提升人民币汇率，降低外汇储备增长，央行通过购买国债来提供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储备货币，由中国财政享用对应的铸币税完全可行。学理上，发行对应储备货币的国债，就成为财政和公共消费扩张的上限。随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财政还可享有他国的资源。而人民币债券国际化，财政更可藉此进一步扩张。

　　可以预计，伴随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和人民币汇率提升，适时的扩大财政支出，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是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宏观经济的理想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