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这一话题在各大网站论坛上引发热议，持续不衰。该片共12集，梳理了15世纪以来在全球竞争范围内的9个领导性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崛起的历史。

　　据总编导任学安回忆：“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9大国，500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从这个“影视史学”的念头产生之初，任学安等电视人就和文化学者麦天枢进行了沟通。后来，麦天枢作为总策划之一全程参与了这部纪录片的工作。为探寻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历史政治分析框架背后更丰富的内涵，日前，本报记者对麦天枢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大国崛起》播出以后，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传播景象：一般认为持不同思想观点、在学理上相互辩难的一批学者，以及网络上持截然不同立场的许多网友，都表现出某种兴奋的情绪，认为片子里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和分析很有意义。

　　麦天枢(以下简称“麦”)：人们都带着强烈的自主愿望来看这部片子，也试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解释这部片子。

　　我从网上看到的情况，也有个判断，这里面恐怕出现了某种错位。很多媒体打电话来想要采访我。有一些猜测，甚至和政治层的决策建立联系。这是在中国社会信息沟通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的一种心态。

　　这部片子采取侧重历史事实，而较少价值判断的方式，导致了其中所叙述的历史，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这个区别造成某种紧张和兴奋，总觉得是不是有点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这么大一个社会，如果因为某部电视片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转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们这个社会。我告诉他们，据我所知这部片子的出台好像没有什么“背景”，要么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没有。

　　记：你作为总策划，认为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看点在哪儿？

　　麦：这个片子首先一个价值应该是，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这个历史理性就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和尊重，是我们今天面对改革的一个知识基础和理性基础。

　　第二点，我非常渴望让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第三点，这几个国家的历史不约而同提出一个课题，就是所有紧迫地希望发展的社会，都要求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这告诉中国，不论解决什么问题，让现有的国家权力软化，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记：所以说，你们进行全球历史观照的出发点是中国？

　　麦：当然。从中国出发，要了解中国，知道当代中国社会最紧迫的需要，然后才能从汪洋大海的历史资料中挑选出我们需要的理性营养和知识力量。

　　为什么我们希望引领中国的大众来看西方的历史？这些世界几百年来文化主体的代表性国家，它里面包含着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所有开放性的对外观看，实际上都是为了反省自己。

　　记：那么你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麦：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究竟是发展的快慢重要呢，还是发展的安全性重要？我认为安全性是第一位的。这个安全性是不是面临着威胁？我说懂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传统、政治惯性，就是一种社会转型为另一种社会时，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模式，从来没有说，转型是通过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不要说近百年来，就是中国社会形成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也如此，所有的惯性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的改革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化解它的主要矛盾，建立起安全的、可预期的社会秩序。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深化，跟世界的联系越多，社会价值的对立表面上隐藏了，骨子里又生出来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安全度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因为市场经济是个秩序经济，对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有高度依赖性。我们的制度还待建和在建立过程中时，社会提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和理性目标，那就是安全。

　　理解了中国的社会需求是这种安全的需求、政治稳定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传播上能起什么作用呢？怎么能满足一下这个需求呢？我说，我对这个片子没有别的要求，将来播了以后，中国观众只要能领会和学会两个字，我们就功德圆满了，那就是“妥协”。

　　《大国崛起》解说词：

　　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当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当然知道这一点，她却并没有下令禁止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尽管在《哈姆雷特》这样的剧中，就有“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样的台词，但这并没有影响伊丽莎白女王就坐在舞台对面的包厢里看戏。

　　女王的宽容，成就了莎士比亚的艺术高度，而女王的开明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她也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女王明白：权力的基础是全体英国人组成的民族，没有民众的支持做后盾，王朝就没有立身的可能。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伊丽莎白一世在强化王权的同时，恪守了祖先传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

　　这一政治传统，来自于一段古老的往事。

　　在英国实行封建制度初期，国王与贵族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知道按照本分自己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长日久，国王和贵族遵照彼此间的承诺，各自履行义务、享受权利，成为英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

　　13世纪初，英格兰出现了一位好战却又屡战屡败的国王约翰。为了维持战事，约翰王加紧了对市民和贵族的盘剥。他把贵族们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兵役免除税提高了16倍，与此同时，牛、羊、小麦的价格也都出现了成倍上涨。

　　约翰王的无所顾忌破坏了贵族和国王之间那个不成文的却流传已久的惯例，到了1215年春天，愤怒的贵族们集结起来，武装讨伐国王。理由很简单，就是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

　　1215年6月15日，面临绝路的约翰王，不得不同意与25位贵族代表举行谈判。那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刀光剑影下，贵族代表与国王进行了整整4天的交锋和妥协，最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终于签署了。

　　《大宪章》里有两条最著名的条款，以后写进了英国的大法，第一条就是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另一条是，如果法庭没有判决，国王也不能逮捕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这两个条款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所以国王也不能剥夺它。

　　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里，一张黑粗泛黄的羊皮纸，静静地躺在玻璃板下幽暗的光影里。这张单薄的羊皮纸，就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虽然它的边缘已经残破，当年用羽毛笔书写的字迹也早已模糊，却成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

　　它一共只有63款，短短几千个字，却是第一次把国王和贵族之间一直以来既约定俗成但又模糊不清的权利关系，转化为了明确的法律文字。从此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

　　在约翰王签订城下之盟后，英国的历代君主，不断地将《大宪章》稍加修正后继续颁布。几个世纪下来，《大宪章》前前后后总共颁布超过了40次。尽管在很多时候，《大宪章》并不被大多数英国人明确感知，但是，这种长期的重申和普及，却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

　　就在《大宪章》签订21年之后，英国的官方文件中出现了“议会”这个词。这个由贵族和国王的议事会转变而来的机构，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

　　伊丽莎白一世能够给英国带来早期的辉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她遵守了《大宪章》的约定，维持了王权和贵族议会之间的平衡。

　　在伊丽莎白一世45年的治国生涯里，这位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女王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她终身节俭，不轻易战争。当王权与议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总是会根据情况做出必要的让步。在她一生中，王权的扩张始终控制在议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秩序给英国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记：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有这种妥协意识吗？

　　麦：妥协这种社会意识，本质上是交易文明的产物。假定我俩是甲方和乙方做买卖，一旦谈不拢，收益全无；一旦谈拢，那么在这个利益尺度内我拿多还是拿少，总是有的。商业文明和交易文明是社会理性培养的生存方式。

　　我们这个文明呢，我把它定性为伦理文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在精神上是伦理形式的。这种形式内，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并且这种道德是绝对化的，或者这样，或者那样，从来没有大面积的社会妥协。

　　这样一种文明，它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周期性的王朝震荡。王朝的震荡表面上很残忍，但实际上它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内在需求。它需要通过激烈的王朝震荡，荡涤社会风气，摧毁社会财富，就好像打扫我们的橱柜一样，让几百年的新王朝重新再来。也就是说，财富的毁灭，有文明的正当性。

　　一个追求发展的社会，它会积累财富作为发展的基础。但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摧毁财富，社会整体崩溃、重建，然后又安安稳稳几百年过去。它不以发展为目标，不以生活方式的变动为目标，而以道德的完善和发育为目标。道德精神是绝对性、排他性的，而商业精神才意味着包容性、妥协意识。因此骨子里面，我们这种文明没有妥协意识。

　　记：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里，妥协不是必然的东西。它是从欧洲历史产生的独特观念，变成了具有普遍价值的观念意识。而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接受这个观念？

　　麦：我们走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目标已经不是自己的历史目标。自己历史规定的方向已经不是这个社会的方向。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精神痛苦社会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此。

　　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这个方向不是你自己确定的，而是西方文明确定的。西方这种文明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物质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会伴随着政治制度的要求，市场经济、民主化，它们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当这个社会方向确定以后，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叫做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方向，不是我们文明的内需，而是外部世界给我们提出的要求。

　　记：我们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吗？

　　麦：现代化是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内生出来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由于科学技术的背景和现代制度的背景导致了强大的物质获取能力，这种能力在民族国家竞争条件下是以强大和支配力为特征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承认这套规则。

　　记：看来你关注现代化如何从一个独特性的历史经验变成普遍性的历史经验。

　　麦：我想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要过多强调西方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人权、博爱、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也不要过于看重西方社会到今天，他们的制度建设所达到的境界，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这套规则形成的历史过程。

　　我们正处在达到历史目标的过程之中。西方历史过程中的曲折，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比提炼出的概念更为重要。

　　今天既然我们确定了要现代化这样一个政治目标，要建立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无论这种政治民主是怎样的，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们的目标也好，西方的经验也好，都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和妥协，是成本最低的，代价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这种妥协意识，才能寻求和成全一种妥协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制度。没有这种普遍的社会妥协意识，就不能支撑，不能养育，也不能维护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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