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减收条件下，如何多渠道扩充养老金缴纳成了上海的当务之急

　　本刊记者／杨正莲(发自上海)

　　“谁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60岁呢！”说起养老金，于锡生一脸迷茫，去年突发的脑溢血让他险些一命呜呼。

　　于锡生是上海市杨浦区飞虹路720弄居民，今年48岁，此前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也没能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眼下，能够让于锡生稍微感到有点盼头的是，再过3年，妻子到了50岁的退休年龄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此前，于的妻子在国有企业上班时间长达17年，已经达到享受养老金需要15年工龄的要求。

　　于锡生夫妇在迈往老龄化的路上，盼望着能够早日领取养老金改善生活，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养老金份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1月20日说，2008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080元——接近于锡生一家三口每月领取的低保总额。

　　在上海这个30年前就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如今生活着超过300万的老龄人口，他们大多也像于锡生夫妇一样依赖养老金糊口。然而，如何弥补养老金缺口？这个问题在于锡生看来意味着，当一个人越来越年老的时候，晚年生活是否会真正得到保障？

　　而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主体上海市政府来说，这一问题则变成了，每年需要动用多少财政去填补养老金窟窿？或者，是否还有其他补救的办法？

　　财政能否托底

　　但于锡生现在还来不及为养老发愁，他更关心去年动迁未果的旧里弄的命运。

　　与大多数旧上海里弄一样，上海市飞虹路720弄设施简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住在建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私房里。由于历史沿革，产证居民80户，户籍数却达126户，人口密度很大。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下，于锡生和街坊们眼见这些老房子因周边建设而地基下沉，甚至墙壁裂缝。

　　于锡生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旧城改造改变居住条件。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上海已拆除危旧房7000多万平方米，约120万户家庭改善了居住条件。2008年4月，在第一轮征询动迁改造意愿达到90%的基础上，杨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发布了飞虹路720弄房屋拆迁公告。

　　然而，于锡生和街坊们随后因不满意人均10万元的补偿方案没有和拆迁公司签约，致使动迁搁浅，“一家三口才30万元，旁边的新楼盘已经高达2万元一个平方了，30万元在上海还能买到一套房子吗？”

　　不过，这并不影响上海旧城改造的步伐。有迹象显示，尽管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到了土地收益，但是在经济持续低迷、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上海市并没有完全舍弃曾经带动上海财政收入若干年高速发展的土地财政。

　　上海市在去年推出的14条提振房市的措施中，第11条即提到要“继续加大中心城区旧区改造力度，努力改善旧区居民住房条件”。而2009年上海新一轮的旧城改造焦点将直接对准上海市中心，改造拆迁规模将达到800万平方米。

　　有专家预测，这将直接带来500万平方米的动拆迁安置的需求。由动迁产生的刚性被动需求，已经令闸北区的彭浦、芷江、大宁板块以及其他中心城区的老城区板块成为2月上海楼市的亮点。由于不少动迁户在原居住地居住的愿望很强烈，有的选择附近的一手房，有的则到本区域的二手房市场中寻找新居所，一旦有优质房源抛出，就出现拉动均价的现象。

　　据了解，2005年和2006年，上海每年动拆迁规模在800万平方米，到2007年缩减至300万平方米。“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政府的调控手段之一。2007年市场异常火爆时，为了防止动拆迁项目带来大量刚性需求从而拉高房价，政府的做法是延缓动拆迁项目开工。而今年开始，一些刚性需求开始释放出来。” 易居中国的分析师薛建雄称。

　　薛建雄认为，市中心800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按照2的容积率进行开发的话，可以提供1600万平方米的物业供应，相当于目前上海楼市一年的新增供应量。“这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水平，如果按照2.5的容积率来算，将产生2000万平方米物业，这就达到了目前上海3万元/平方米以上高档公寓总量1000万平方米的一倍。”

　　上海市社科院曾发布专题报告称，上海市的财政收入中，有25%来自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另有信息表明，2002年上海市土地出让金已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0%以上。

　　近年，房地产业已经不再是上海的支柱产业，然而在楼市低迷、经济走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上海不惜再次助推楼市，折射出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1月13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目标设置为6%，远远低于2008年12.5%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由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的运行情况显示，这些企业一月份的营业收入和利益总额同比均大幅下降。其中，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3.4%，利润总额则同比下降了98.6%。

　　这些国资背景的公司历来是上海的纳税大户，其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当地的财政收入。1季度，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4%。“上海和全国一样是下降趋势，但是上海的下降趋势更严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怡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方面是财政资金的来源在减少，另一方面是财政支出的任务在增加，缺口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