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风光远去

　　自荣熙泰以降，历经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兴业，荣毅仁维系，荣智健已经是近代荣氏家族第四代了。今年1月，《荣氏宗谱·梁溪卷》举行了颁谱庆典，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录入显得浓墨重彩。耐人寻味的是，正当颁谱庆典之时，正是荣智健被中信泰富巨亏案弄得焦头烂额，备受各方压力接受司法调查之际。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荣氏家族的命运映射出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民族工商业的沿革。而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勇敢抉择更是改变了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向邓小平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在邓小平的应允之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今中信集团的前身)成为了直属国务院的投资机构，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而这也是中国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发端。

　　而在当时，作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的中信香港成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多家“窗口公司”之一。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被香港媒体视为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政商操盘手。

　　果不其然，1987年之后，荣智健从中信集团那里得到了人事权和经营权，而中信集团给予荣智健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其顺利地从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信、泰富发展购入股份。中信泰富公司诞生，荣智健时代开启。直到1996年，荣智健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了管理层收购的要求，使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1993年，荣毅仁虽然因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但其对中信集团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也使得中信泰富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融资和收购平台，其对香港回归之前稳定香港商人情绪、保持中央政策通达、帮助港商在内地投资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获得大量资金，国内资金甚至出现了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中信泰富的“政府背景”日渐淡化，因而包括中信香港在内的许多“窗口公司”的作用和“亦官亦商”的身份日渐丧失。

　　这让中信泰富的公司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商业公司。不过，在这次危机中，中信集团依然出手护盘——宣布承担中信泰富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这也客观上稀释了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股份至11.5%。中信集团“二把手”常振明从集团空降中信泰富，也将有利于中信泰富恢复元气。但由于外汇买卖合同未设止损金额，这笔买卖最终会让中信泰富赔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看美元对澳元外汇走势而定，最终答案会在2010年10月得出。

　　法不容情

　　司法的介入也让荣智健的前途命运成谜。去年10月23日，香港证监会以及香港交易所宣布对中信泰富进行调查。原因是同年9月7日，中信泰富董事会即已获悉该公司投资外汇交易，酿成百亿亏损，却在9月9日的一份公函中称，“公司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没有出现重大不利改变”，而直到2008年10月20日，该公司才正式对外坦诚损失。此举涉嫌延迟披露、非法陈述，违反香港证监法规。

　　今年1月事态进一步升级，中信泰富称，香港证监会确认对公司展开正式调查，当中涉及17名董事。包括主席荣智健、其长子荣明杰及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以及七位执行董事和七位非执行董事。

　　事实上，在中信泰富巨亏事件之后，香港媒体对于中央政府和中信集团将采取什么措施拯救中信泰富，是否会司法干预中信泰富的有关传言不断。

　　4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泰国第一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中信泰富巨亏事件的立场：“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荣智健黯然挥别中信泰富，司法进一步介入调查，会给荣智健的人生写上如何一笔，依然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