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公众对国有金融机构收入分配不公的批评和质疑，财政部9日宣布，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时，不得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业绩下降的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再下调10%。此举无疑是为了顺应民意，但要达到目的，还需体制机制保证。

　　舆论近来对国企高管薪酬合理性的质疑，是把它放在社会收入分配这个大参照系中进行的，既有国民收入分配的横向比较因素，也有国企经营业绩的纵向分析因素，而非只看高管薪酬的年度变化。因此，如果抛开国企高管以往薪酬的合理性问题，反而以此为基础简单化地进行小幅调整，恐怕难以消除社会疑问。

　　舆论质疑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政企不分。我国国企高管大都有行政级别，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受政策因素影响，高管薪酬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反映他们的管理水平。没有相对完备、有说服力的考核体系，光设置调整幅度是远远不够的。

　　“降薪令”仅涉及账面上看得见的高管薪酬，而从上海国资委查处的案例看，一些国企掌门人每年的花费高达数百万元，从日常的交通、住房，到高级俱乐部、出境“考察”，全由公款买单。一些专家甚至把职务消费称为比“天价薪酬”更可怕的“黑洞”。虽然有些高管表面上降薪了，背地里利用福利、职务消费“堤内损失堤外补”，这样的限薪没有任何效果。

　　要保证“降薪令”的有效实施，应有配套的惩罚性措施，不能全靠金融机构自律。没有公平公正的国企高管薪酬体系，降薪10%不过是个数字游戏。

　　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在内的国企高管薪酬设置涉及国家和股东利益，事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人事制度、监督和考评机制建设等息息相关，不是一个“降薪令”就能调整到位的。加大改革力度，尽快形成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国企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国企高管薪酬问题才可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解决。

　　摘编自新华社4月10日电文/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