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改进金融监管的第一步是监管的自我批评

　　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诲是：“吾日三省吾身” ，这句话浓缩了东方哲学对自我批评的重视。在分析当前危机并从中吸取教训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不断反省，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启动深远的改革。近来，我们却不断听到一些对本次金融危机缺乏自我反省，试图寻求借口、推卸责任的言辞。这种缺乏自省的做法将会妨碍对当前金融监管系统性缺陷的客观审视。

　　实际上，缺乏自我审视的做法正是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危机爆发之前，尽管有事实表明美国主体纷杂、权力分散的监管结构存在隐忧，但仍有看法认为这种金融监管结构运转良好。虽然部分机构在改进监管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一些人却以“没出问题就不用修理”为由，不愿意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面对安然、世通事件中涉案金融机构的丑闻，仍然相信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约束和市场主体的自我监管能力。从当前危机的影响来看，全世界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要改革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自身存在的不足。

　　2.引入宏观管理机构的周期参数，加强逆周期机制

　　有效克服现有资本监管框架中顺周期因素以及提升银行资本的质量是防止严重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危机反映了银行机构在资本充足性方面存在许多脆弱性，表现在：Basel II对复杂信贷产品的风险重视不够；最低资本及其质量要求未能在危机中提供足够的资本缓冲；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加速了动荡；以及金融机构间在资本衡量标准方面存在差异。

　　目前，多个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正在致力于强化资本约束的普遍性，包括对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敞口和交易账户活动提出资本要求，以及提高一级资本的质量和全球范围内最低资本要求的一致性。此外，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构建适当的杠杆比率指标可以在审慎监管中发挥作用，既可以作为潜在承担过度风险的指标，也可以起到抑制周期性波动被放大的作用。

　　在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方面，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需要开发使用逆周期乘数，抑制顺周期因素。当经济周期发生异常变化或经济系统需要非常规的逆周期调整和/或特殊稳定手段时，可以考虑让该部门发布季度景气与稳定系数，金融机构和监督机构可以使用该系数，乘以常规风险权重后得到新的风险权重。根据这个风险权重得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其它控制标准(如内部评级法)，可以反映维持金融稳定的逆周期要求。

　　具体地说,开发出一套景气指数后，逆周期乘数可以从中导出。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与经济周期、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相挂钩的各类指数，可以作为构建景气指数的基础。在市场繁荣期，资产价格一路走高，乐观情绪占主导地位，景气指数维持高位；经济衰退期则正好相反。当然，从景气指数导出逆周期系数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产品类型、风险敞口的行业种类和国家类别。有了景气指数和逆周期乘数,就可以把它们运用到各种顺周期因素中,如上面提到的风险权重,以及用于评级的违约概率和金融交易中使用的各种抵押物的折扣率等。此外，景气指数和逆周期乘数还可以用于其他的顺周期因素。逆周期乘数的运用，不但有助于克服顺周期因素，还通过改善抵押品的管理和作用于信用评级的违约率，更好地管理复杂信用产品的风险, 从而提高资本金的质量。

　　3.监管机构须提高队伍素质,否则缺乏监管市场的经验和感觉

　　一些监管机构缺乏有市场经验和感觉的人才队伍,对市场发展的最新情况缺乏足够了解，不能掌握新产品对市场结构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由于缺乏对产品风险属性的了解，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对抵押债务凭证(CDO)等结构性投资工具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产品可能引发的问题，以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不能体现的表外业务活动，其中包括对结构性产品至关重要的评级方法的缺陷等风险隐患不够敏感。为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需要与金融市场进行常规的、系统性的人员交流，这种交流可以使监管机构提高对市场的敏感性,更好和更及时地掌握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更好地行使监督、监管职能。

　　4.强化对评级运用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主要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和产品的评级结果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服务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很多规定都要求投资管理决定和风险管理确保金融产品达到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一定水平的评级。只要某种产品满足了门槛评级标准，金融机构也习惯了不去担心该产品的内在风险。但是，评级不过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得出的违约概率的指标，不是产品的未来安全保证。发行人付费的盈利模式使得评级过程充满了利益冲突,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给于很多结构性产品过高的评级.此次危机中，市场的逆转使得评级机构深度下调金融产品评级，迫使评级结果的使用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企业等)的资产减计大增,加重了危机的严重程度。

　　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对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把风险评估职能外包给评级机构。在必须使用外部评级时，还要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监管者应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小对外部评级的依赖。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出台新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外部评级的依赖度和使用率不超过业务量的50%，至少对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这样规定。同时，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还应加强内部评级能力，对信用风险做出独立判断。

　　次贷危机还表明，仅在某个国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远远不够，各国需要共同行动，加强对评级体系的国际监管。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论坛应当协调制定和执行标准，指定专门机构负责这些规则的贯彻执行，重点关注评级体系存在的问题、消除评级机构和发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提升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和透明度。此外，需要定期评估经主要评级机构评级的产品的实际表现纪录并评价各种不同评级的实际违约和损失的相关数据，其中包括对主权评级业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评级业务的评估。这些评估的结果要公之于众，使得市场参与者可以据此做出自己的判断并更好的使用信用评级服务。一旦发现问题，应责令问题机构及时纠正，并采取个别批评或公开谴责等措施，各主权国监管机构也可据此对相关评级机构处以包括市场禁入在内的相应处罚。

　　5.关注公司治理问题

　　有证据表明，部分发达国家的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已沦为“绅士俱乐部”，其职能就是通过由董事会主席或首席执行官主导的管理层做出重大决策。很多情况下，独立非执行董事并不具备足够的专长，无法为公司的运营制定战略方向，有效的指导或支持公司的风险管理或内部控制。从相关实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部分规模庞大的机构中，风险管理人员受制于人，使得机构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放纵冒险行为，过度追逐短期回报。

　　管理层为季度业绩和年末奖金等短期指标所驱动，过分关注季报和短期行为。这些机构的薪酬结构具有顺周期性，对短期业绩给予丰厚回报，却无法约束过度冒险行为。此外，主席或首席执行官的选拔和任命有时并不是以候选人的资质和贤能为基础，而是根据一些与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利益相左的因素做出的。

　　对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业务活跃的跨国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应该制定更高的治理标准。至少，这些机构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应该多数都具备金融知识，有能力为管理层提供实质性指导，在公司的市场战略定位、平衡业务扩张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以及高层选拔程序等方面为管理层提供意见。这些机构的年报应该对独立非执行董事是否以及如何积极行使职责的信息进行披露，使投资者能够了解董事会行使其受托责任方面的情况。在美国，有一人兼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惯例，这一做法急需改革。从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来看，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中，这两个职务应当由不同的人来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