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陈甦：市场的多样性可以化解证券市场风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两条路：一条是高速公路，一条是乡村公路。当前美国乃至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便是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我们没必要也没有理由庆幸。我国之所以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不是因为我们的驾驶技术好，而是因为我们的公路建造水平还出现不了如此严重的车祸。美国在积极进行国有化改制和加强政府监管，这也只是暂时的经济救济措施。待其恢复之后，依旧是高速汽车的车水马龙。目前我们不能庆幸，而应着力修建铺砌自己的高速公路，改善我们的交通工具。

　　创业板、股指期货应当及早推出，多一个制度出台总比少一个制度好，由于有了多种选择，市场自主性才会真正体现出来，如果市场上只有一种交易方式，就谈不上市场自主了。如果要增加市场的选择性，就应当允许市场的创造性，这些需要我们法律促使市场有这样的功能角度，市场有这种功能要有有助于健全市场的结构，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证券市场结构是否合理，首先从组织结构上，我们都知道市场要有多样性，要有多层次性，这个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但是我们考虑到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时候就想，证券交易所在数量上为什么只能局限于两个？其中的理由是什么？证券交易所为什么只能是会员制而不能是公司制或者其他形式？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为什么只能是证监会委派而不能自己选？组织结构上是继续保持分业经营的市场还是过度到混业经营在市场形态上的融合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刘燕：重视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的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控制

　　对这次危机中中国企业所遭受损失做一个归纳，实际上危机有几个层次，包括衍生品本身。分成三大类，一类是金融机构投资复杂衍生品，第二大类是中国企业在这次危机当中实际上参与了初级的避险工具的操作。企业想做套期保值投资，但可能由于其他方面遭遇的问题却造成了巨大损失。第三类是证券市场非常基础的环节，就是金融市场的法律建设问题，目前几乎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

　　对每一个损失事件，都要从交易目的、交易行为和合约来研究。

　　总结这些企业问题，其初衷无可指责，都是要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实现保值，但是都出现了问题。理论上中国作为资源的进口方，作为多头方，选择应该是这两个往上走的线，但实际上统统做出来的是往下走的线，这是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究竟由谁承担责任？当然其中也有个别企业存在公司治理的问题，包括也有投机的嫌疑。我们特别注意有一个事件，即中航油在境外做空头，所有的方面都是违反规则的，交易规模非常大，做了三年的量，一赌再赌，输了以后再加仓，在公司治理上所有的风险控制没有执行。

　　对于中国的企业，我们在评价金融市场风险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到企业的具体动机和目的，研究的初步结论有这么几点：

　　第一、中国企业加入WTO以后已经在做国际化竞争，因此它特别需要规避各种风险，包括地域风险、商品风险、外汇风险，实际上是金融衍生品下面的标的物。这一方面场内交易的品种非常有限，大量的是场外的交易，场外交易有特殊的风险控制，都是企业和金融机构打交道，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帮助企业，在基础环节上能做什么？

　　第二、是风险控制。避险工具本身是为了控制市场变动的风险，但是避险工具是双刃剑，交易不合理，交易规模太大，市场判断错误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内伤，所以这就是强调风险控制的原因。希望能够把风险控制这个词进入到公司治理的范畴里面。如果企业做衍生交易是一种风险控制，企业就是要为此付出代价，该付出的成本就得付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如果不扭转，我们企业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如何选择交易结构，选择什么样的产品。

　　第三、关于控制程序的设计，还有法律观念的强化。市场衍生品是有输有赢的，有避险的就有投机的，如果面临赔钱的合同，就要信守和约。从立法这个方面，场外和场内一定要区分，正是在场外部分我们现在专业监管的法规以及国资委的风险监管都是主要指期货，我们研究的恰恰是场外的远期合同期权，这是一个目前立法上完完全全的缺失。如果进入到场外的交易监管，我认为是公司治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