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分不正”伴随小灵通“农村包围城市”

　　此次让小灵通退市的出发点是“小灵通占据了TD频段，为了给TD发展让路，小灵通被要求清频转网”。但是，回顾当初批准小灵通占用TD频段资源的那段历史，从监管和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其间考虑更多的是运营商和企业的利益，普通消费者利益却被摆在次要的地位。

　　名不正言不顺的“草根”出生背景，似乎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小灵通“悲剧化”结局。1996年，时任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的徐福新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日本在搞的PHS(流动市话)。但是，日本流动市话是作为另一个移动通信网来运营的，与固定电话网不相干。徐福新从中却想到把PHS嫁接到固定电话网上：用中国电信已经比较发达的网络，前端再接上PHS的无线技术，就成了一个建立在固定网上的小手机。1998年1月，浙江余杭区正式开通小灵通，实行单向收费，月租费20元，资费每分钟0.2元，标志着小灵通正式进入我国市场。

　　小灵通投入市场初始，凭借其免费接听，打电话价格与固话相同的资费优势，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小灵通引发的市场效应引起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担心，因为，有相当一批的小灵通用户是从移动和联通转网过来的。随后，移动和联通联手上告当时的信息产业部，以“技术落后”的罪名封杀小灵通。

　　但那时有关部门并没有对这种“落后”技术喊停，任由小灵通在中国南方的一些二三线城市发展。

　　光明日报资深记者蔺玉红从1999年就开始跟踪小灵通行业发展，并著有《小灵通传奇》一书。她对记者说，当时中国电信和移动分家在电信内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缺少了移动通信这块大蛋糕的电信，只有寻找新的增长点来弥补移动业务被分割出去的损失。有关部门对此事也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其实是让电信找到一条提升业绩的路径。中国电信正是在监管方的默许下不断扩大小灵通的地盘，而小灵通使用目前TD的频段也是当时的信息产业部批准的。

　　在低价策略驱动之下，小灵通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意料，给其他移动电话运营商的收入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过程中也招致了其他运营商的诸多不满。

　　2000年5月，联通海外上市前夕，信息产业部发文，要求各地电信企业的小灵通项目一律暂停，这份文件几乎给小灵通判了死刑。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29日，信息产业部发出《关于规范PHS无线市话建设与经营的通知》，明确指出“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是“小范围低速移动无线接入”。这份文件使没有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绕过“移动”概念而实质进入移动电话市场，却留下了名分不正的遗留问题。

　　在2003年之前，小灵通一直没有被允许进入京、津、沪、穗等一线城市，而原因也是从运营商的角度出发而进行考量的。

　　前述网通人士表示，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开展小灵通业务，就表明了国家对小灵通开放的态度，这将给在香港上市的移动和联通股价造成重创。因为一旦“小灵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解禁，很可能会引爆运营商启动“单向收费”政策来抗争。例如，2000年11月媒体一则“手机即将单向收费”的消息，令中移动和中联通的股票在短短几日内市值蒸发2000亿港元。直至当月月底，时任信产部部长吴基传，称手机双向收费“两年内不会更改”，之后两家公司的市值才在三日内增加了1423亿港元。

　　微妙的市场制衡，各大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天平，在理清这些复杂因素之前，有关部门对于出台政策自然慎之又慎。

　　“产业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第二、不能忽视消费者的权益。因为产业政策最后它是为消费者来服务的。看来，这几年有关小灵通发展的政策是几家电信企业博弈的结果，决策者试图照顾多家企业的利益，但我们从中看不出，消费者的利益对决策有何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博士表示。

　　从小灵通整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为的限制遏制不了消费市场的巨大需求。其中，2003年“非典”的暴发却成为了小灵通发展的契机。

　　原中国网通北京通信公司一员工介绍，“非典”时期北京建立了很多野战医院，为了在野外快速架设通信网络，小灵通凭借着基站建设较GSM或是CDMA基站建设更为简便，且基站天线电磁辐射小不会危害人体健康，不会影响医疗器械的正常运行，为配合抗击“非典”工作，北京通信(2004年网通上市后更名为北京网通)开通了小灵通业务，并向北京医务工作者捐赠了5000部小灵通手机。

　　同时，北京通信在北京市场推出了小灵通业务，并且推广力度很大，出台了很多优惠的资费政策，比如送手机、送话费、包月等。“公司要求每个员工发展10名小灵通用户，如果完不成任务，年终奖就受到影响。”上述北京通信员工说。

　　2004年2月，小灵通“攻克”最后一座大城市,正式进入上海市区，小灵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终于攻破了所有国内大城市的防线。在2004至2006年期间，小灵通在全国铺开，高速发展达到了巅峰，用户突破9000万，逼近1亿。

　　徐福新认为，小灵通大部分用户是工薪阶层，现在很多都是学生、孕妇、老年人，一号双机就是跟固定电话捆绑，他们觉得非常适应他们现在的学习、生活跟工作。现在把它换了以后，其他的设备目前来讲还无法代替它。运营商既然搞了小灵通就应该对用户负责。

　　除消费者对小灵通的戛然而止表示意外，电信和联通两家运营商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上述原网通负责人透露，这次工信部出台清频转网的政策也让这两家运营商无所适从，因为小灵通用户清频转网后可能不一定会选择电信或是联通的网络，也会让电信和联通失去较大的一块利润空间。在地方各省市中，小灵通在运营商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太一样，平均能占到收入的17%，高的能达到25%。

　　与此同时，小灵通转到电信或联通的手机网络上却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代价。电信业战略咨询专家Frost&Sullivan(中国)公司顾问王煜全认为，如果运营商按照赠送CDMA号码和手机吸引小灵通用户转网的成本来测算，以最便宜的CDMA手机成本300元测算，中国电信需为此付出至少210亿元的成本，而中国电信购入CDMA网络才用了500亿元。

　　专家建议由市场来决定小灵通退出

　　让小灵通一直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认为小灵通是“落后技术”的说法。

　　由于小灵通技术上的问题，对其发展看衰的电信业专家并不在少数。其中，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就始终认为，“小灵通是一个技术上没有发展前途的系统”。他介绍，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小灵通的基站容量特别小，只有几个话路，而且传输距离很近，只有几十或一二百米。GSM或CDMA是大型基站，一个基站可以覆盖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为了同样的覆盖，小灵通却需要几十、几百个基站。在用户不移动的时候这是可以的，但是移动通信的用户必然移动，他们完全有可能都集中到这个覆盖面积的某一个角落(例如体育场)。这时，移动通信的大基站就自然把整个覆盖面积的信道都集中到这里使用，仍然可以畅通；而小灵通在这里的小基站早就阻塞了，其他的基站即使容量空闲也无济于事，帮不上忙。因此，小灵通是一个不适于大规模公众业务的系统，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用户一多，就必然严重阻塞，根本无法使用。这是小灵通一个本质上的缺陷，因为它是在无绳电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法弥补。

　　但是，对小灵通是否落后仍然有不同的声音。

　　蔺玉红表示，小灵通并不是我们从日本引进的即将淘汰的技术。目前，小灵通在日本提供的数据业务仍然可以达到3.2Mbps的下载速率。这个下载速率都超过了3G。小灵通用户虽然只占日本移动通信市场总用户量的4%，但这些用户却占据了日本数据业务40%的市场份额。

　　徐福新也介绍，小灵通仍然是很有前途的，因为它基站很多，它很容易对用户数据分散，这大大提高了它的速度，所以它是实现最佳的数据通讯跟多媒体通讯的一个有效手段。

　　“实际上一项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看市场能不能接受，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证明，小灵通的发展它是受到市场欢迎的。”徐福新说。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忻展红认为，从战略管理角度来看，没有高技术和低技术之分，只有实用的技术和不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技术在战略上都有意义。而且任何一项技术都会有它背后的技术支持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持续进步。只要这项技术的生命周期还没有到头，它就还可以维持。

　　新浪网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2%的受访用户希望能继续使用小灵通。很多人主张，用不用小灵通应该由市场决定：如果消费者自己不需要小灵通了，会自动选择别的产品，让小灵通市场自然消退。

　　蔺玉红也认为，美国的模拟网(1G网络，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采用蜂窝)直到前几年才退出市场，而当时美国早就有了2G、3G网络。“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不能采取强制退出的方式。”蔺玉红说。

　　值得参考的是，在中国通讯发展历史上，寻呼机的退出机制就是典型的市场化路线。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寻呼机，在2000年划拨给中国联通后，联通198/199全国高速寻呼网络的用户一度达到了4500万。随着手机短信的盛行对寻呼业产生了强大的替代效应，2000年后寻呼业急转直下，市场日益萎缩。直到2007年，联通全面停止寻呼业务。（记者 赵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