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学历、无技术的男性农民工成为最难找工作的群体

　　两位重庆籍农民工李美锐和肖方云，在深圳跑了一个星期，找了几十家企业，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往年他们来深圳打工从来没这么难，经常头一天到，第二天就能上班，今年深圳的工作怎么这么难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深圳市发布的数字，金融危机以前，深圳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每季度求职缺口约40万人左右，平均1个求职者对应1.28个工作岗位。但从去年第 4季度开始，就业开始出现拐点，平均1个求职者对应只有0.94个岗位，今年1月份，这一数字又变成了0点79，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求职者中间，就有一个没有工作，招工难变成了找工难。深受这场变局震动的，不止是李美锐和肖方云，深圳最大的劳务派遣公司董事长、素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现在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好，没问题的，三十个也给你，工资你就这样了，吃住都是你的了。”

　　这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张全收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天都处于严重的焦虑之中。

　　张全收：“每天晚上都是一两点才睡觉，安抚这些工人，来了怎么样住，怎么样吃，每天都来了几百人，甚至多的上千。”

　　张全收从事的是劳务派遣工作，也就是说，将农民工接收后进行培训，再分别派遣到各用工单位，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农民工没有工作待工期间，由公司负责提供食宿，发放工资，然而春节过后，到公司来求职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可安置的岗位却明显减少。

　　张全收：“原来我们合作，常年流动合作一百多家，正常的合作二三十家，那今年只剩十家八家了。”

　　到记者采访时，全顺人力公司已安排了三千多人上岗，还有将近两千人找不到工作，为了安顿这些农民工，公司租下了两栋大楼，由于人员增加太快，床铺不够用，许多人只能临时睡在地上，每天仅吃饭就要花费上万元，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民工络绎不绝地从家乡赶来。

　　记者：“工作有没有着落？”

　　赴深圳务工人员：“不知道呢。”

　　记者：“你们心里有底么？”

　　赴深圳务工人员：“没有。”

　　张全收告诉记者，如果敞开招工，这个大院里的人员会迅速增加到上万人，单凭他们公司的力量根本无法安置，并且即使是眼下这些人员，由于场地和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进行最基本的培训。

　　张全收：“如果政府有空闲的地方给我们提供，我们先安置下来住、吃，政策能给倾斜一下，支持一下，那我的干劲就更大了，我就有勇气，再有个三万、两万、五万人，我就敢把他接下来。”

　　由于财力有限，全顺公司目前只能安顿2000多名尚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还有更多的农民工依然处于盲目流动的状态。来自广东省劳动部门的数字说，预计一季度全省制造业总体用工需求下降5%，另一方面，今年春节过后进入广东的农民工中，约有260万人无明确就业目标。而在他们中间，像李美锐和肖方云这种低学历、无技术的男性农民工又成为最难找工作的群体。

　　在采访中，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来到深圳，是因为有亲属在深圳打工，虽然这些亲属现在也处于失业当中。

　　记者：“你们出来之前，心里有没有底，能不能找到工作？”

　　农民工李美锐：“那没有。”

　　农民工肖方云：“反正出来的时候想着，这里找不到肯定那里也能找到，就到处转吧，结果出来什么结果都没有。”

　　记者：“你们出来之前有没有在当地，从哪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哪个地方工作可能会好找，需要哪些人。”

　　肖方云：“没有。”

　　李美锐的叔叔告诉记者，他当初来深圳也是因为有老乡在这里。

　　李美锐的叔叔李均圣：“包括我自己在这混了这么多年，都是碰运气。”

　　李美锐这一家当中，最多的已经在外打工十几年，最少的也有五六年，虽然在外打工多年，但他们依然是除了亲戚、老乡之外，基本不信任来自其它渠道的信息。

　　肖方云：“不信任，上当受骗害怕了吧，现在都对哪一点都不信任了。”

　　而缺乏技能也成为这些农民工找工作的更大障碍。在采访期间，记者曾跟随全顺人力资源公司的董事长张全收去过一家工厂，这是一家生产针织品的企业，急需大量会使用电车的技术工。

　　张全收：“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会蹬电车的人有多少，大家举手，站起来，有这个技术为什么不站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二十六个，千分之二十六。”

　　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也知道掌握技术的重要性，但两人小学毕业后就迫于贫困出来打工，这些年来赚的钱一分都没有剩下，也根本没有学到任何技术。

　　李美锐：“那个想也是白想，你想也是不会干成的，那是白想。”

　　记者：“为什么觉得白想呢？”

　　李美锐：“那是自然，你家又没有钱，那你不是白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