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近年来，美国家庭储蓄率的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基本维持在7%-10%的水平；第二阶段是在1997年以后，储蓄率显著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显著上升，特别是贸易赤字的上升。对于该现象目前有许多种解释。有观点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90年代中期以来各方对美国经济保持着“过度乐观”(Euphoria)态度所致。具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这些国家的经济一度滑入下行轨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也陷入长期停滞；而欧洲存在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全球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够挑战。而其他经济体中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形成一定挑战的是东亚模式。记得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批评亚洲经济的增长完全是要素投入型的，并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从IMF给亚洲开的药方看，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模式的观点。

　　观察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近年来虽然也遭遇本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重大冲击，有关经济数据呈现异常变动，但都迅速恢复，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良好恢复力，致使市场对美国经济“过度乐观”。这种观点也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规模空前，估计美国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会出现较大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的低储蓄、高消费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提高，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时间分布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五、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综上所述，全球储蓄率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导致这种高低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某些经济体的高消费、低储蓄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其增长模式的反思势在必行。但就美国而言，当下可能也并非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需要在增加储蓄与刺激消费、恢复经济增长政策间进行恰当平衡。对于东亚国家而言，降低储蓄率也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当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这个药方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应对和经济调整中，特别注重扩大内需，通过扩大消费内需来丰富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出台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同时注重加强民生项目，努力促进城乡就业，注重增加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要加强合作，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尽管国际游资在长期资本公司事件后有所收敛，有关国家监管当局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但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各种案例表明，我们仍应保持高度警惕，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严密的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国际救援措施应该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这样才能使新兴市场国家有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这将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并不希望看到国际储蓄过多地流入，国际储蓄应有更理想的去处。实际上，新兴市场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这既不合理，也不符合这些发达国家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由于东亚国家储蓄率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效果，而在油价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所以，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不平衡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储蓄合理流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高配置效率。为此，可以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元上，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根据IMF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

　　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短期内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仍需要资金继续流入，但从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那里。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之外，国际社会还应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逐步有所推进。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同时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谢谢大家！

　　(本文是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2009年2月10日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