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方式多样化

　　尽管地下钱庄存在着明显的金融风险，但由于民营企业的巨大资金需求，沿海地区的地下钱庄提供的借贷类型和运作方式已经多样化。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曾出版国内首部《中国地下金融调查报告》，按照他的理解，地下钱庄的操作模式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是短期借贷。“比如东莞或深圳的大多数加工企业，除了有订单需求者可以通过银行进行短期融资外，其他的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地下钱庄。一般来说，借贷期限在6个月以内。短期利息比较高，一般月息在5分左右，高的可以达到8分。运作方式也相当简单，有的甚至不需要抵押，因为内部形成了一种假于民间关系的信用体系。”李建军说。

　　第二种是中长期借贷。“借款期限半年到一年，月息一般在5分以内，3、4分的比较多。”李建军说，这一形态的借款程序相对复杂些，但仍比银行简单很多。一般先通过中介公司的介绍，与对方谈好担保条件，对方如果认为风险在可掌控范围内，一般会顺利签约，对方先行扣除利息，本金到期偿还。

　　第三种类似创业投资。如果地下钱庄认为企业的前景不错，就直接以资金入股，但不会参与企业具体经营，大多派员参与财务管理而已。双方一般约定，地下钱庄在多长时期内退出以及退出的所得利益，届时企业按价回购地下钱庄所持股权。

　　在法律边缘求生

　　操作方式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地下钱庄与非法活动的紧密关系。由于国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导致非法行为很容易在地下钱庄得以实现，其中最被人诟病的是不法转移现金和漂洗黑钱。

　　对于漂洗黑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这样解释：“热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一般机构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扣除费用，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而全国各地的非法获益、灰色收入、私自炒港股、热钱等资金，也常常通过地下钱庄进出。

　　央行2005年发布的首部《反洗钱报告》表明，中国的洗钱活动以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最为典型，不算其他非法地下金融活动，大陆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到国外去的黑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反洗钱，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任务，但对于正常的外汇需求，如果完全采取“堵”的方式，收效甚微。国家的打压显然是在与市场需求“掰手腕”。

　　从某种程度上说，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过去30年来能蓬勃发展，地下钱庄还有一定“贡献”。中国的合法信贷市场被银行垄断，而由于贷款限额导致急等钱用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除了从担保公司抵押获得资金外，更多的民间借贷通过地下钱庄实现，“以温州为例，地下钱庄之所以在温州不断涌现并拥有广泛市场，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地发达的民营经济和雄厚的民间资本。”周德文说。据估算，目前地下资本占据当地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

　　但地下钱庄毕竟是非法组织，讨债行为时常涉及暴力，各地政府因此一直进退两难，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

　　对此，美国《侨报》在今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如此‘繁荣’的地下钱庄业务既折射出大陆民间金融市场的畸形现状，也反映在实体经济突飞猛进中，大陆金融业的严重滞后以及原有金融体制的尴尬。”

　　疏堵并举是出路

　　也正是因为面对这样的尴尬，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在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法活动的同时，也在呼吁应尽快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引导地下钱庄实现合法化。实际上，如何引导地下钱庄实现合法化，一直就是民众热议的话题。是取缔它们，还是视其为国有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从学界到民间，争论至今不休。

　　支持合法化的人普遍认为，《放贷人条例》的出台有利于打破银行信贷垄断，使一批符合条件放贷人注册放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今年早前也曾公开表示，“浙江部分地市将地下钱庄翻明，转正等，是有益的做法，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但要加强监管。”

　　而反对者的声音则主要集中在：“地下钱庄合法化的问题是监管难，且扩大了贫富差距，而且会助长高利贷合法化。”

　　究其根源，“地下钱庄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最大的因素是市场需求，至少，它能提供正规银行无法比拟的快捷及方便服务。”赵锡军认为，适合大城市的银行体制未必适合农村地区,里面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

　　“地下钱庄合法化，应疏堵并举。实现国家对民间金融活动的有效调控和监管，保障借贷双方合法权益。这样，对洗钱、境外非法资金流入、放高利贷等等都可以及时监管。”赵锡军说，“民间借贷的阳光化，是要通过明确民间自由放贷权力来堵住地下钱庄的非法资金渠道，从而使民间资本更好地为中小企业和农民服务。”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也曾对地下钱庄做过具体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对透过地下钱庄进行赌博、走私、逃骗税、洗钱等非法活动现象，要坚决打击”，但同时“对地下钱庄的活动空间要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疏堵并举。”(记者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