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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的国际金融组织皆无法承担有效配置、监管国际资本流动的重任，这也是其影响力式微的根本原因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我们的最后选择。”巴基斯坦驻上海总领事扎法尔·马赫默德29日接受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巴基斯坦将先向友好国家借钱，再考虑从IMF获得帮助，“他们(IMF)的贷款会有一些附加条件，不像我们的友好国家那么宽容……”

　　昔日人人巴望的“救火队”，今天已不那么吃香，虽然诸多新兴国家仍然排队等候IMF的救助，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将其视作唯一选择，冰岛也是在向俄罗斯求助未遂才转向IMF。

　　作为二战后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IMF的任务是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另一支柱则是世界银行，它为成员国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和援助，以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而如今，二者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减少，在亚洲和拉美的公信力也在降低。尤其是最该“救火”的IMF，为何偏偏在此刻显得如此无力？

　　从辉煌到落寞

　　其实，IMF对自己的困境心知肚明，但改革的声音叫喊多年，内部治理仍不见起色。眼下，粮草紧张是IMF面临的直接难题。

　　截至记者发稿为止，IMF已经联手世界银行和其他欧洲国家，分别向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贷款21亿、165亿和250亿美元，英国首相布朗28日就毫不客气地表示，IMF当前的流动性可能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的蔓延。目前，IMF有2000亿资金可用于借贷，两个常设借款协议也能够吸引来500亿资金，然而，西方有报道认为，IMF的决策缺乏独立性，非得向世界银行和欧洲求助，拖延了发放贷款的有利时机。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也对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如果IMF有2万亿美元，或许它就可以成为重要的全球参与者。但2000亿美元可能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有许多国家与乌克兰处境相同，只要再向一、两个真正的大国提供援助，这些钱就会花光。”现在，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塞尔维亚也在等待IMF的救援。

　　另一位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戈夫也表示，IMF有足够的资金在规模较小、较为贫穷的国家发挥作用，但对于像巴西、土耳其或阿根廷这样的国家，IMF就没有足够财力充当最后贷款人了。

　　其实，IMF也有过辉煌时光：上世纪80年代，IMF曾将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从崩溃边缘拉回，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也为泰国、韩国、俄罗斯等国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支持。

　　但自那以后，吸取教训的新兴国家开始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贷款需求也减少了许多，这让靠贷款赚钱的IMF苦恼不已，截至去年底，IMF的贷款规模已经从1998年的320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新总裁卡恩上任以来，赤字也超过了4亿美元，为此，IMF不得不裁员400余人，这是IMF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裁员。IMF还曾计划出售1/8的黄金储备筹资，但最终因美国不同意而否决。

　　劣迹斑斑，信誉扫地

　　巴基斯坦不将IMF看作救命稻草的重要原因就是害怕其苛刻救援条件会“冻死”本国经济，其实，这样的担忧也正是IMF广被诟病的原因。IMF一般在向被救助国提供贷款时，都会以自己债权人的身份出发，规定许多严格的条款，目标只是能让对方尽快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把债还清，而对被援助方国内的经济状况却考虑甚少。

　　正因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五大受灾国中，唯一未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反而在200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8.5%的骄人成绩，远超其他受援国。

　　此外，IMF的预测失准也是尽人皆知的笑话，IMF在其2001年的春季报告中预测，意大利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7%，而实际上，意大利2002年的增长率仅为0.3%。1997年，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竟然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而当年9月，IMF还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接近尾声；而此后，危机却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乃至韩国、俄罗斯和巴西。

　　但IMF和世界银行至今仍遭到被援助国厌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早已成为欧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美国在IMF的份额和发言权比例分别为17.674%和16.732%，由于IMF决定必须获85%的通过，而美国和欧盟的发言权都在15%以上，因此两者都享有实际否决权。GDP占全球经济的6%的中国，份额和发言权仅有3.997%和3.807%。

　　韩国人便将IMF看作是攫取他国利益的外交工具。亚洲金融危机中，当韩国政府向IMF申请580亿美元时，IMF开出的援助条件就是将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韩国人顿时愤怒不已，不少人在街头游行，抗议IMF“居心叵测”，连大厦电梯的开关上都印有IMF的大名，而“关”正是韩国人严重的晦气词。

　　对中国而言，IMF也是美国操纵的对华施压利器。去年6月15日，在中国等多个新兴国家的反对下，IMF仍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替代1977年制定的旧汇率监管政策，而调整后的决定要求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这给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很大压力。美国财长保尔森则表示，IMF的监督“可能是双边外交的有力补充”。去年9月，中国与刚果(金)的一笔资源项目交易也遭到了IMF和世界银行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