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而他则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他的故事曾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等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成为世界舆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话题。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的“著名散户”，这个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仍然活跃在市场上的“不倒翁”，他已成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发展历史时绕不过去的“象征性人物”。

　　他叫杨怀定，他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熟悉——杨百万。

　　2007年下半年，沪深股指冲上高位后，杨百万曾多次向散户发出警告。9月12日，上证综指在走出“5·30”大跌后一路向上，冲破了5000点大关，许多人都在议论7000点、8000点甚至一万点，杨百万却在接受中证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股市风险加大，又到克服贪婪时”，特别强调绩优股群体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泡沫，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一定要克制住贪婪心态，不应盲目理解所谓绩优股的价值投资，而进入“价值投机”的怪圈。

　　这篇文章见报后，杨百万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19个交易日后，上证综指就在冲高6124点后掉头向下，至今跌幅已超过60%，蓝筹股群体更成为下跌的主力。

　　杨百万因此再度备受关注，其作为中国成功的散户投资者代表的形象再次得到确认。杨百万说：“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

　　但他同时声明，他现在只对自己决策软件的客户作指导，不会随意对公众发言，不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我没有自己的网站，也没有博客，只是偶尔，特别是在大盘走势的关键时刻，接受记者的采访。目前互联网上的所谓‘杨百万’网站或博客，全部是假冒的。”

　　从1988年参与国库券买卖算起，经过柜台交易阶段，再到沪深交易所正规的竞价交易市场，杨百万参与了至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部历史，也是其中的幸存者和成功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走过的心路历程，堪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一个缩影。

　　1998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评选“改革开放20年20人”，杨百万入选。如今已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的“20人”中不少人已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翻船落马，杨百万却活得挺好，并不断有新的收获，这不能不说与他成熟理性的心态和稳健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

　　十年前他就曾对记者说：“我始终保持独立，不参加任何联盟，不管是券商的、庄家的还是上市公司的。”记者与杨百万相识多年，深切地体会他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独立思考，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住自己，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生存之道，这已化为他的生存智慧，虽然从学历上来说，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早期经历已成传奇

　　杨百万的“精明”在他踏入投资之路的第一步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百万最早是从买卖国库券开始投资生涯的。这事说起来有点偶然。1988年，因为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杨百万从工厂辞职，自寻生计。这以前他已经通过业余搞“第二职业”赚了一点钱，银行存款有2万。

　　辞职后，他当然得更留心赚钱的机会。有一次，他看到上海某报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他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信，确认了真有其事后，就想把钱存到温州去。他算了算，2万元，每年利息就是2600元。而辞职前他每月工资68元，一年也就800多。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年息2600元，这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嘛？不过到温州去的船票刚买好，他又从报纸上看到另一条消息：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杨百万说：“我读过《子夜》，知道这里面会有‘花头’”。他立刻算了一笔账：当时上海银行利息每年5点几，三年期国库券，年息超过15点，比去温州存银行还划算，还免了奔波之苦。为啥不买？

　　国债交易开市的第一天，一大早他就去了。买进后，看看旁边的人，看的多买的少。到当天下午，有人想明白了，开始买进，结果价格立刻上冲。冲到110元以上，他就抛掉了。转手之间，利润超过1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他开始研究国库券。很快，他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他想到了个妙招：做国库券的异地买卖。这个念头一转，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创了我国国库券异地交易的先河。

　　他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各地之间的差价甚至可以大到超过10元，利润极其丰厚。他总结出来，什么地方穷、经济落后，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更便宜。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还相当淡漠，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很多时候要靠摊派，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打八折抛售给银行，而银行也普遍缺乏资金，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一下子就胀死了。杨百万说：“我带着现金去买进，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90元。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元。靠这2万多元本钱，出去一趟能有几千元进账。我的本金快速膨胀。”

　　他向记者透露其中的奥秘：其实那时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上海执行得最好，从没有低于面值。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杨百万国库券异地买卖的价差。“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他说。

　　杨百万的交易金额越做越大，很快达到上百万，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开始注意他。

　　当时对他的行为有很多争论：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按国家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二、算不算投机倒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看法无疑使他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时杨百万采取了一个聪明的举动，他主动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人民来访”。他对接待人员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接待人员反问他：“你看呢？”他说：“可以。”接待人员问他有什么依据，他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的上海分行行长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

　　做了一段国库券异地交易后，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怕政策变化，同时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不能使用本票，只有现金。杨百万说：“我特地称过，一万10元钞是一斤二两。我带50万出去，就是60斤。分量重，体积大，十分惹眼。”正好当时上海公安局开放保安业务。于是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询问能否请保安，结果如愿以偿。上海《解放日报》为此曾发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这以后他出门买卖国库券，就由保安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外地银行也因此更认可他的交易行为，愿意把国库券卖给他。

　　1989年，他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当时的背景是：一些私营个体户不愿意交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报纸还发表了“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的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好感。后来杨百万对记者坦率承认，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根据国库券条例，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或许，制定国库券条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百万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

　　到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了名。其实，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自我保护的“狡猾”安排。

　　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百万开创国库券异地买卖，称得上是一个即有魄力又有头脑的“吃螃蟹者”。而紧接着他见好就收，转向更具潜力的股票市场，更显示了他的眼光、魄力，特别是超前的金融意识。

　　他说，那时他订了70多份报刊。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远远超过了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他每天读报，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寻找新的机会。在关注国库券信息和买卖的同时，他的眼界就已放得更宽，留心着当时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这就是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