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

　　经济观察报：中国有一批经济学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改革开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维迎：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缜密的计划展开的，而是边摸索边前进。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中有许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是何物。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报考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学的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西北大学缺少像北大这种师资结构，没有教西方经济学的。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学的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我的思想不会有彻底变化。

　　经济观察报：什么机遇？

　　张维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时我23岁，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

　　经济观察报：记得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你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刻。

　　张维迎：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这些人我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先生，茅于轼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模糊地认识到过去大学四年学的政治经济学有问题。会后，我在西安一家专门卖内部书的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萨缪尔森 《经济学》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Due与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就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自学现代经济学。同时我还组织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 “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我们聚一个下午，我来主讲。你要给别人讲，你自己首先搞明白。这样半年多下来，“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同时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书，包括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慢慢形成了对市场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大概在“读书班”前后，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文章《为钱正名》，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张维迎：那是读书班之后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发表的，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所以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文章发表后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全国掀起一场针对我观点的大批判，《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学校研究生处处长把我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发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这怎么行呢！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第一次受到舆论的批评。

　　张维迎：是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经济观察报：在自学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你也很关心现实问题。

　　张维迎：对，我很关注当时政府有关整顿价格秩序的报道，我觉得自己对价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一样的想法。

　　经济观察报：流行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因为企业有自主权了，农副产品放开了，市场上比较混乱，有些人不执行国家计划政策，偷着超出计划价格卖产品，政府接连发红头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要求坚决整顿价格秩序，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官员也认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改革的“拦路虎”，讨论价格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当时“计划价格”仍然是一个“神话”，主流观点是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必须由国家计划制定。所以，人们讨论的所谓价格改革实际上是 “价格调整”，就是如何通过行政手段把价格体系调整到合理水平。

　　经济观察报：经济学家也没有人提出要根本改变价格的决定机制？

　　张维迎：没有，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病因在于计划制定价格时没有遵循“价格规律”，而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他们相信，合理的价格体系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已经是一个市场价格论者了？

　　张维迎：是的，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因为苦读了微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脑子里。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从而调节供求、引导资源配置，怎么能用政府的办法去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