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关键以前定的政府预估的得益人数是12.2万。

　　白岩松：对，现在一下就扩张了，刚来了一半就已经是超了，这说明我们是一个粗线条的当时的一个决策。

　　第二点，“边缘户”这样一个概念必然引发这样一个结果，我注意到了一些媒体，包括一些评论来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老百姓怎么这样争抢等等，我觉得跟老百姓的争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政策本身是模糊的，大家具体地说我该不该获得的时候当然也是模糊的。

　　主持人：我不觉得它模糊啊，人家自己定义了，他说首次提出低保边缘户的概念，很明确，他说家庭人均月收入在401到600之间的。

　　白岩松：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下界定一个家庭的收入平均下来是不是401到600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很多大城市在过去进行廉租房或者是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在谁能住谁不能住的时候存在多大的隐患啊，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到廉租房的时代，这不能说是天下第一难题，也是天下头几个难题之一。就是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界定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他的实际收入是什么样非常艰难，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很多的东西现在是模糊的，是灰色收入，你又怎么去界定？因此大家既然有这样的政策，别人有凭什么我没有，大家很正常的会有这样希望自己获得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应该指责他们。

　　主持人：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政策在一开始源头出台的时候就很难界定。

　　白岩松：它就有模糊地带，你建造了一个相对模糊的灰色地带，必然引发在这样一个边缘地带的时候那么广泛的一个人群在考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分成穷人和富人，中间是有过渡地带的，这个政策恰恰就波及到了过渡地带，因此出现了很多人希望自己获得，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我们就不能更多地站在指责老百姓去争抢这样一个福利的时候。

　　白岩松：还是要再说一句好话，允许试，而且这样的出发点也非常好，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我们所有人要去思考今后该怎么做，这就要回答你那个问题了，说为什么还有保留，我觉得有几个点，我先说几个标题，我们接下来详细地阐述。

　　第一，发钱该哪儿定？要不要有一个决策的过程？人民代表还是领导直接定？

　　第二，是不是要全民普惠？还是局部的人群？否则会不会有一种不公平的地带？

　　第三，发现金是最合适的方法吗？我们难道没有更聪明，更好的一些，很细致的，有很多分类的这种方法，让人群可以去进行选择的方法吗？我觉得有很多点我们都可以去探讨，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最大价值。

　　主持人：比如说像东莞市政府它在介绍自己的这样一个政策出台过程的时候说我之所以发现金就是希望这些城市低收入居民，让他们立即受益，而立即受益发现金是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呢？

　　白岩松：发现金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它一定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的确是很简单，直接这个事政府就不用多考虑了。我们回头去看，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澳门的例子。因为之前媒体采访东莞的市委书记说他受启示也来自于澳门的一个红包计划，所有澳门人，永久居民一人五千，非永久居民一人三千，但是请注意是所有的澳门人，那就意味着赌王和一个普通的可能是家庭非常贫困的澳门人都能够拿到五千，这是一种公平的做法，这点跟东莞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再举香港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香港，香港是十个，“7月15号，香港特首曾荫权宣布出台十项紧急措施，缓解基层和中产市民在高通胀下的生活压力，涉及金额110亿港元”。你看它有多少，为学童乘搭地铁提供优惠，为每户家庭提供3600港元的电费补贴，为绝大部分公屋居民代缴3个月租金，一次性发放数千港元的高龄津贴。

　　你看，一共有十种，它很细，它不是一种直接的现金的概念，但是使相当大的我们称之为弱势群体或者怎么样都能够受益，同时几乎每一个人也可以分享其中或多或少，但是更多是让很多弱势群体去受益，而且它采用的不是一次发现金的这样一种方式。

　　主持人：但是刚才你举的澳门和香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例子，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样的方式，而我们今天说的东莞市它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有条件的，针对一些社会的弱势人群，它应该定义为救危、救困和救难的这么一种做法，有可比性吗？

　　白岩松：当然有可比性，我觉得这个时候恰恰大家就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再强调一下，出发点没问题，是好的，也允许试，但是恰恰我们应该一起去思考，一起去考虑，接下来比如说换成西莞，或者说南莞，或者说哪个地区也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做的更好呢？

　　主持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老百姓去争这样一个福利政策，就是因为老百姓的意识里面就应当向港澳学习，比如说全民派发红包，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白岩松：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上海那位政协委员提出全民一人一千块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很吸引人眼球，但是仔细一想可能很难去实施，因为需要的是多么大量的一种过程。

　　另外一个，现金来的快，可能去的也快，它能够解决多少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常说一句话叫能不能更多地造血，而不是输血，因为只有造血，让他自身恢复造血的机能才能慢慢站的更稳一点。

　　为什么我认为香港的过程就会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分成了很多项，使更多的人都可以受益，同时向弱势群体有非常大的倾斜，而且不是直接用现金的方式去立即解决。

　　我可以举这样的几个例子，如果说东莞这个3亿元，我们不说3.5亿，就说3亿元，我算了一下，大致如果要是说有政府能为弱势群体购买工作岗位的话，一个月1000块钱的收入可以使1万多人工作两年，这样的一种支撑对一个家庭的支撑会是什么样？

　　另外，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采用减税，或者说上保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今天注意到一个媒体上登的，说有一个东莞的家庭领到了1000块钱之后马上用750块钱给他的孩子交了一个补课的班，因为现在孩子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政府可不可以拿出一些钱来办水准很高的班，但是来参加这个班的家庭要经过一定的审核，也就是说为低收入人群家庭的孩子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间的时候也可以不交钱却获得这种上相关的班，使他们更加全面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大家还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在人们内心所搅乱了的这种公平意识是不是一种成本。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15年前，当时《东方时空》刚刚成立的时候，刚一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支撑起了《东方时空》快速的成长，但是几个月后突然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信心都一下减弱了，大家很受伤，为什么呢？台里发工会的福利，临时人员没有，因此大家突然感到了一种受挫感。当时我是正式职工，几年之内我从来不领福利，我觉得我得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一起战斗。就这样一个是好事，是给职工发福利，可是没发到的人有强烈的受挫感，这是15年前的事情，现在不会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去想，东莞601和650和700块钱收入的家庭没有领到这1000块钱，他们又会怎么去思考呢？如果我们的政策采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有更多的普惠，比如说北京市有一定的界定，北京市去年的时候就对23万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生活补贴，每人每月20元，持续5个月。它用了一种细水长流，而且这个人群就在低保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思考的地方。

　　主持人：你刚才举的是港澳的例子，不仅仅是用现金返还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各种很细腻的措施，很周到的措施。但是我们不妨去对比一下美国，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1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返税，基本上就是把每一个人的退税寄到你家里，这也是用现金返还的方式。

　　白岩松：是啊，刚才我就是特别举了关于退税的这种例子，退税本身就是一种支持，另外现在你看很有意思，就在这几天我们探讨关于东莞发红包的事情恰恰另一个热点在起来，就是说我们该不该再一次提高个税的起征点，这本身也是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受益的一个过程。

　　所以再次强调，像东莞这个，还有一些我们也要思考的，公共财政要不要经过预算，可不可以随便领导一决定就可以做，要不要有一个合理的程序，我觉得当然要了。

　　另外，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的更细更合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要思考的。因此这件事情有价值，价值就在于我们现在在思考，怎么将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