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浙等中小企业的集聚地区，出现部分企业步履维艰、濒临破产等情况，有人认为这是紧缩政策所致。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可能会淘汰不少高资源消耗、低技术含量的企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乃至不少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可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痛苦过程，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阵痛。目前，在调研中可以看到，不少遇到困难的企业还存有侥幸心理，特别是那些习惯了宽松的成长环境的企业，以为通过高利率借贷先暂时度过眼前的挑战，困难可能很快会过去，随着转型过程的推进，其中的不少企业可能会逐步意识到，原来这一次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短期化的，而是一个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长期化的问题，于是就可能陆续出现被以不同的方式淘汰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通过落后企业的淘汰、并购重组等转移到运用效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经济转型得以从微观层面实质性推进。

　　也有建议认为应当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同时提高服装、玩具、鞋类的出口退税率，以防止出口出现大幅回落。但是，宏观政策的方向应当是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如果在低附加值出口回落时又给予税收的优惠，可能又会延缓出口结构的调整；还不如把这些税收的优惠投向那些为内需生产以及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企业，这样更能推动经济的转型进程。

　　目前值得担忧的是，如果对通胀的形势过于乐观，或者因为过分重视经济增长的指标，可能会贻误抑制通胀的良好时机，也可能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控制通胀的成本更高。实际上，即使名义的GDP增长再高，如果通货膨胀始终居高不下，真实的GDP增长率已经明显下滑，如果过早放松从紧货币政策，可能会在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下采取更为激烈的、甚至可以视为硬着陆的政策举措，导致更大的经济增长率损失。可以预计，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可能决定了中国这一轮反通胀的过程会有不少的反复与争论。国际社会应对石油危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严格的控制通胀的举措有利于稳定通胀的预期，从而可以使决策者用较小的政策调整来赢得较好的经济增长格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从而创造了国家稳定的货币环境，也为其随后近2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夯实了基础。

　　在当前关于金融形势的讨论中，不应过分夸大热钱的规模及其影响。通过多种方法测算，中国目前外汇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仍是国际收支的基本顺差，而热钱的流入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到目前为止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热钱的流动也难以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和经济转型的进展。要从根本上改变持续的外汇流入，还是需要回到经济转型的主题上来，改变原来过分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改变扭曲的价格体系包括汇率、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等，减少外贸顺差。国际经验表明，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当然也包括对热钱流动的管制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其有效性会随着时间逐渐被侵蚀降低。对于资本来说，如果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经济通过转型富有活力，即使是试图进行短期套利的国际资本也可能会成为长期资本，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其中也有不少是抱着短期的探索态度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会使得这些早期进入的资本绝大部分成为长期资本。同样要指出的是，海外的资金未必一定会流出，国内的资金也未必永远留在国内，海外资金在中国的动向值得关注，不过如果夸大其规模和影响，可能造成对金融经济形势的误判。

　　同时，财政政策应当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理论上说，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对冲更多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但是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的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等。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增长。

　　同时，还需要积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在企业的淘汰比例明显增多的结构转型时期，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融资结构显然是难以适应的，要积极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也需要银行信贷之外的基金等多种投融资形式。同时，银行也需要提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识别、衡量和管理的能力，避免在经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之后重新出现新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