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多所损毁学校的修补和重建工作，不单单是一批硬件修补和再造问题，也将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再造再生工程

　　震惊中外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是中华民族遭受的一场大灾难。5月24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载文指出，目前估计，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及周边地区带来的损失可能高达5000亿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这些损失除了个人财产之外，还包括灾区的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带。

　　据不完全统计，震灾已造成四川化工行业直接经济损失120亿元，给电力行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则超过70亿元。作为全国重装制造重镇，德阳在此次地震中的受灾工业企业达1400多家，机械损失超过100万台，其中绵竹的工业几乎全部瘫痪。据德阳市政府的数据，这次地震给该市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教授预计，汶川地震给四川当地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是唐山地震的15倍以上。

　　我国是一个震灾多发的国家，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记载，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死于地震的人数达55万人，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3%。1949年以来，100多次破坏性地震袭击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成灾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房屋倒塌达700万间。2001年~2006年期间，全国发生5.0级以上地震61次，平均每年10.2次。

　　但是，多难兴邦，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灾难击倒。黄河水泛滥被疏导成了母亲河，泯江水患被治成都江堰。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年年初迎战冰雪，正是一次次灾难忧患的严峻考验，砥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推动中国社会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前行。

　　重大灾害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规模巨大，但相对影响有限。

　　招商证券研发中心15日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此次地震没有发生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大城市附近，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伤亡相对较小。四川省产值占我国GDP的4%，汶川县产值占四川省0.3%，预计此次地震对中国经济与生产的短期影响非常小。

　　根据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经验，重建阶段投入的经费、人力等资源，是紧急救援阶段的4倍甚至更多。

　　5月28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为支持灾区恢复重建，财政部研究提出建立灾区恢复重建三年规划基金预算，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今年中央财政先安排灾区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2009年和2010年将继续做相应安排。中央国家机关2008年的公用经费支出拟按预算一律减少5%，节约下来的资金全部专项用于抗震救灾。

　　除了国家财政拨款，还有社会捐赠的巨大支持。据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4日12时，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36.81亿元，实际到账款物389.76亿元(其中捐款329.77亿元，物资折价59.99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126.71亿元。

　　有人说，自然灾害是以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作为巨大代价换来的一次刻骨铭心的学习，它会为后人提供灾后重建的最宝贵的知识。

　　灾后重建要借鉴以前的经验。丽江成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恰恰是抓住了地震后的重建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还有唐山，灾后历经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又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唐山地震后重建得力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灾后重建也要学习国际经验。1995年1月17日,日本兵库县发生里氏7.3级地震，死亡6432人，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震后，日本政府总共投入了近10万亿日元重建经费，以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共存的社会为基本理念，分成三个阶段，分重点实施重建家园、创建崭新市民生活的对策，通过十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城市。

　　自然灾害既是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考验，也是一次难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机会。

　　“四川这次灾后重建，不仅要保障人民群众重新建设家园，将他们的生活恢复到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为国家、为四川准备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如是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农村经济改革进入一个瓶颈期。1979年以前主要解决温饱，现在要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必须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现实的困难，改革不容易推进，而四川在灾后一切重来时，应利用这次重建的时机，通过加强农村城市化建设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工业化、自动化，找出适合四川发展的模式，在当地建设新农村。正如在四川彭州通济镇，抗震救灾指挥办指挥长、镇党委书记钟大钧所说，灾后重建要强力推进三个集中：居民集中居住、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化集中。

　　有专家估计，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至少需要8年的持久奋战，政府应该有综合性的视野。比如9000多所损毁学校的修补和重建工作，不单单是一批硬件修补和再造问题，也将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再造再生工程。在这一点上，台湾地区“9·21”震灾后的“新校园运动”经验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在震后的2年~4年中，“新校园运动”不仅在震灾区制造出一批优良的教育设施，还促进了当地社区建设“可持续性社区”的热潮，最后以点带面，成为促进整个社会深化教育改革、推广环境意识和进行其他社会改造的契机。

　　5月24日，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四川汶川的特大地震也为我们推进社会层面的改革提供了契机。这次公众自发踊跃的参与，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在灾区重建过程中，这个社会也将取得更快的发展。(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