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牛为什么变快牛？

　　《第一财经日报》：预期中的慢牛为什么变成了快牛？当大多数人认为泡沫产生的时候，政府有没有必要干预股市以降低非理性？既然认为“5•30”调印花税是调控市场的手段之一，那么现在是否需要再采取这种手段？

　　华生：首先，包括十七大、奥运在内的很多重大事件使得人们有强烈的预期，当然主要是2006年一季度上市公司盈利爆发性增长，净利润超60%的增长，各路资金纷纷进场，赚钱效应吸引各路资金继续进场，这就形成了循环，造成了慢牛到快牛。

　　制度缺陷是存在的，资金多的时候，供给没有完全同步跟上，流通股比例太少。政府当时采取的措施方向是正确的，不断向投资者提示风险。监管者对方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比当时很多专家都理性多了，有些人鼓吹十年黄金牛市，万点可期，监管者则没那么狂热，而是采取了干预措施，这都是很正确的。比如印花税调到千分之三。印花税只影响交易成本，并不改变股市趋势，没有人会因为印花税而赚钱赔钱，它主要是打击过度投机，目标是对的，存在的问题是手段剧烈，信息披露的过程有缺陷。更重要的是，印花税不解决供求失衡导致的股市膨胀，只能打击过度炒作，还属于打偏炮，不是主攻方向。而且前紧后松，市场对“5•30”反应剧烈，监管者就又急于安抚市场，不断发新基金、允许基金扩容分拆，于是下半年迎来了蓝筹泡沫，政策层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圈钱毫无节制是从基金开始的，一天就圈几百亿，根本不顾后果。现在上市公司也跟着学，基金领头做大了蓝筹股泡沫，投资者也跟着吃够了苦头。

　　“大小非”获得的是和其他流通股平等的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股权分置改革是成功的，但你认为是否“后股改时代”的市场还需要经受股改遗留的一些挑战，比如内外部环境导致的熊市期间，“大小非”解禁如何面对？是否要让市场熊到“大小非”都不愿意解禁的估值才停？

　　华生：有一些声音说当时股改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小非”解禁对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这是失策之处。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大小非”解禁的压力当时信息披露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就分析主要是“小非”会跑得快，“大非”由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不会出现大规模减持。

　　2006年4月29日以后，有些“小非”已经流通了，“小非”和大家一样，也是看着市场涨谁也不卖，跌了就卖。“大小非减持”这种概念的说法就不准确，是“大小非”减持不了，能减持就已经获得流通权，不再是“大小非”，而和大家一样都是流通股，它们一样有流通权，卖不卖是自己的事情，不存在你的流通股就能随便卖，我的流

　　通股为什么就不能随便卖的问题，恢复了流通权的“大小非”是完全可以流通的，是出于对市场的预期判断而有买卖的自由。

　　这些状况不能影响股改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个结论。只要有投资价值，永远会有人买，大股东更不会轻易减持，关键在于估值的合理，高估了减持，低估了大股东就会增持、上市公司就会回购，为什么香港市场上最近出现了这么多的国企回购、国有大股东增持呢？就是因为国企觉得自身价值被低估了。问题关键在于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觉得价格是否合理。

　　《第一财经日报》：国有股一定比例划转社保基金是否可行，这是否能增加“大非”解禁的稳定性？

　　华生：有些人以为国有股划给社保不会减持，怎么可能呢？恐怕结果恰恰相反。央企的“大非”现在是国资委控制，获得流通权后没有任何减持。换成社保就肯定减持，保监会要求所有的保险公司对资产是有配置比例的，高风险的股票是有投资比例上限的，主要资金只能投资在国债和稳定收益的产品上面。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应该比一般的保险公司更加谨慎，肯定会对股票比例作调整，要卖出，如果持有大比例的股票而不变现转移到稳定收益资产上，这样的社保管理思路是不够稳健的。

　　《第一财经日报》：包括国资委和证监会在内的决策者，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够、应不应该去管理“大小非”解禁？

　　华生：大家不要老是针对国资委、针对央企发泄一些情绪化的评论，这样方向是不对的。国资委作为“大非”，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有减，一股也没卖。到目前为止，减来减去都是民企“大小非”在减，地方国企减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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